见刘钰惊奇，田平摆了摆折扇道：“这个柏应理有个受洗的弟子叫吴渔山，水墨画做的相当不错，我那有几个他题的扇面，很是喜欢。”
“那个吴渔山学画，师从王时敏。王时敏的祖父是前朝万历时候的首辅王锡爵，他家就这么一根独苗，王锡爵找的董其昌教王时敏作画。吴渔山也算是承了董其昌这一脉，水墨画作也算是不错了。后来听闻他跟着柏应理受洗，去了澳门，少有画作，我还觉得挺可惜的呢。”
听着董其昌的名字，刘钰心说总算听到了个熟悉的人物，要不是看过《武林外传》，怕是田平说的这几个人，可能也就知道个明朝首辅王锡爵。
田索啧啧两声道：“看看，什么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人家江南士绅那才叫百足之虫。咱们勋贵人家，和人家万万比不了。明亡顺兴，人家该是富足还是富足，终究绕不开他们。那个王时敏家我当年去过，他家的花园，反正是比你们家的要强的多。若是陛下南巡，住在他家东园也绝对当得起。”
这番话听得刘钰暗暗吐舌头，心道比不了、比不了啊。
借着柏应理、王时敏等人的话头，田索也是相信刘钰的确撑得起这件事，心中放心了许多。
刘钰便说起来这些传教士翻译的为什么不合理，以及怎么在名称上、礼仪上让齐国公和罗刹特使互相扯皮。
来华的传教士们，都可算作老学究，毕竟搞神学的，为了一个词都可能被打成异端。
故而他们对于一些事向来较汁，和南明那群大军压境也不封孙可望一字王的老学究们差不多，寻章摘句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早在明末，利玛窦等人尝试翻译中华体系的时候，就认为这和欧洲的公侯伯爵们对应不上，也拒绝使用西欧的爵位来翻译。
柏应理在翻译天子、周公、鲁哀公等人物的时候，便用了一些很古老的希腊或者罗马时代词汇。
比如天子，翻译成了巴塞琉斯；翻译周公和鲁哀公的“公”的时候，翻译成了雷古勒斯。
而雷古勒斯这个词，是希腊此巴塞利斯的拉丁转音。这个词刘钰前世就听过，因为有一款很不错的雷蛇鼠标叫巴塞利斯蛇，其缘由就是这个词。
因为这种传说中的怪蛇长着鸡冠子，很像是国王的王冠，故而借用了蛇名代指国王之冠。修辞方法类似于中华语境下的“豆蔻”，为什么豆蔻可以指代年轻女子，去看看豆蔻就知道了，粉嘟嘟，尖尖的，很小的凸起。
既是带着王冠者，那么雷古勒斯用来形容春秋战国的各种“公”，是合适的，毕竟都有自己的封国，周天子……不是皇帝。
但用来翻译如今的齐国公，显然不太合适。
天子没有说把整个齐国封给他，他就是个虚爵，怎么能戴王冠呢？按这么翻译，那齐国公跑到山东去收税、征兵，算是名正言顺还是算谋反啊？
传教士在大顺这么久了，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又加上了一句“primi ordinis es”，也就是皇帝的首席亲随，这个翻译就很灵性地翻出了虚爵下公爵的“公”，但是又没办法翻译出“齐国公”的“齐”。
罗马帝制之后，禁卫军政变就是传统，皇帝上台后就需要先确定谁是亲信，并且分给亲信们权力。
这种亲随分为三个等级，首席、次席、第三等级亲随，正好对应后世的公、侯、伯，其中es这个词也就成为了伯爵的词源。
为了彰显皇帝的权威，包括罗马帝国非洲总督这样的实权官职，在书面上也要把“皇帝的首席亲随”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能是非洲总督之类的官职。
这和中华体系是一致的，先说爵位，后说具体官职。比如大唐军神李靖，一定要先说卫国公，然后才是并州都督，这个是不能错位的。
虽然这个首席亲随没法翻译出齐国公，可若按照现在西欧那一套公侯伯体系来翻译，就更对不上，还不如这个首席亲随的翻译信雅达。
正因为东西方的政体不一样，所以只要在翻译上下点功夫，就很容易让田索和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不用田索先说话，俄国人就得先绕着名称、礼仪问题上扯皮。
这世上，不只是华夏在礼仪问题上纠结，列国都是如此。
否则的话，常理来说，只要有一方不纠结，这事就扯不起来啊。凭什么不听你的就是错？若是西洋人不重视礼仪问题，也不会出现这一次福建节度使上奏的禁教风波。
俄国的“忌”点，很简单，刘钰很清楚，而且绝对能让俄国特使扯着嗓子主动谈礼仪问题，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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