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一则没有这个天文学水平，二则作为朝贡国为表示恭顺，三则藩属必须要用和天朝一样的历书以证明自己在天下之内。
是以要请求天朝赐予第二年的历书。
大约可以理解成“大顺在日历上技术垄断，朝鲜每年要派使节团来大顺请求赐予日历”。
当然，但凡有这种去京城的机会，肯定是不会忘了带商队的。
朝鲜国担心天朝“索要白银为贡”，所以关闭了朝鲜的银矿，每年都要从釜山这里拿到日本人的银子，然后再去京城买货。
而现在，正是按照往年的贸易时间线，对马藩堆积了一大堆白银以方便朝鲜入京买货的时候。
对马藩的贸易，实际上是分两部分的。
对马藩自己的贸易。
幕府的贸易。
所以每年的四月份，幕府就会把幕府贸易的白银，运到对马，抵达对马的时候正好六七月份，正可以赶上九月份朝鲜使团入京请历书。
刘钰是五六月份袭扰的土佐，然而那时候白银已经从京都大阪等地运出了。
土佐的事传到对马，暂缓贸易的时候，钱已经到了，正在对马。
这是一大笔钱，一共是七吨多的特铸银币，含银量在八成以上。
其中一部分是幕府自己贸易用，一部分是让对马藩兑换用的。
之所以在新井白石死了、但人亡政未息的贵金属收紧政策之下，还能在对马堆积这么多的白银，这与新井白石和刘钰影响下的铸币改革有极大关系。
日本的银币，当然不是纯银的。
纯银的，就收不了铸币税，肯定是要往里面掺东西的。
朝鲜……技术水平不够，没有把混了杂质的白银提纯的能力。
所以，日本每一次铸币改革，都会让朝鲜和对马因为“汇率”的问题，争吵许久。
为此，朝鲜还打赢过一次对日的“贸易战。”
二十年前，日本的元禄银币，含银量65%，朝鲜一口咬死，就是63%。
要么接受，要么货不卖了。
对马藩的商人撑不住，对马藩自己也撑不住，最后按照朝鲜方面说的63%算。
之后日本又在二三十年内，搞了好几次的铸币改革。
搞过含银量30%的新钱，导致通货膨胀；新井白石主政之后，又改回了含银量80%的享保银，导致通货紧缩；刘钰去江户建议再改铸新币，缓解通货紧缩，导致新币的含银量在50%左右。
这一番折腾，对马藩经历过当年朝鲜靠嘴砍去了2%含银量汇率的事儿，看到幕府又改铸新钱，故而请求幕府“特许铸造一些专门用于对朝贸易的、含银量在80%的银币”。
改铸新钱是为了缓解通货紧缩，所以不能再流通新井白石主政时候的享保银，必须要兑换成最新的元文银。否则市面上的银币还是不够，通货仍旧紧缩。
但是，朝鲜那边更喜欢80%的享保银。
朝鲜不能提纯，所以喜欢含银量更高的，否则拿着含银量太低的去大顺，大顺的商人也会想法卡他们。
对马藩为了避免折腾汇率，幕府也不想在折腾汇率，所以每年特铸几吨的高含银量的银，用于和朝鲜贸易，免去汇率扯淡这一层事——和大顺的海商就方便的多，你愿意用什么含银量的钱就用什么，哪怕你的铜料，老子都有本事把里面的银子提炼出来，转手再赚一笔。
幕府要用这种特铸的钱和朝鲜贸易。
对马也得把手里的元文银，兑换成特铸银才能和朝鲜贸易，幕府顺便再收一波铸币税，硬性规定对马藩手里的元文银和特铸银的汇率。
所以要感谢利玛窦等传教士，不是他们，朝鲜也不能每年九月份去京城请新技术测算下的日历，到这个月份，对马正好堆积了大量白银；也要感谢朝鲜技术落后，不会白银提炼技术，导致幕府要提前把每年高含银量的“特铸人参代往古银”送到对马。
这番感谢的受益者，无疑正是此时的宗义如。
他想，如果，让商人、家臣们凑那八万两白银，自己却把这几吨的“特铸人参代往古银”据为己有，岂不美哉？
只要大顺接受他的投降，只要大顺需要立一个投降的样板，那么就不会太过肆意地动他的财产。
问商人收个十万两，余出的一二万两给大顺的军官们，让他们分润一下。
自己却把那十几万斤的特铸银留下，将来继续分封在对马也好、亦或是去大顺常年“参京城”也罢，这都是家底。
反正他也想了，打不过，大顺军真要是强攻，这白银也留不住。
再者这些白银本也不全是他的，还有一部分是幕府贸易的，若能留住可以为喜；若留不住亦不为悲。
心中计划已成，先叫来了幕府这边参与贸易的人，提出了一个听上去很合理的建议。
“唐国的大军随时可能攻来，他们可以攻下土佐，对马又怎么能守得住的？现在要担心的，正是那一批从京都运来的‘特铸人参代往古银’。不若先叫人把他们运到合适的地方藏好。”
“如果唐国的人攻来，找到了这批白银，那么这可以助长他们的军势。”
“我选心腹人押送藏匿，那些参与运送和藏匿白银的人……”
伸出手，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当真是一片拳拳忠爱之心，亦是远虑长思之辈。
幕府那边的人一想，也觉得宗义如的想法大有道理。藏起来应该是件好事。
宗义如心想，我自是先藏好，将来若大顺仍让我镇守对马，那我便是大顺的大名，幕府若来要银子，自有大顺照顾我周全。
若是大顺不让我镇守对马，我也不先不声张，待将来去了京城，自愿献出一些给唐国的天子，只说那是我的私产，他必许我持有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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