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和“我要是力大无穷就能举起泰山”一样的、正确的废话。不能说是错的，关键是：结果很好，但是，怎么做呢？
皇帝又不是王莽，怎么可能傻到走这一步？
再说，就皇帝这性子，刘钰也算是摸透了一些。
哪怕皇帝想要退回到纯粹的小农时代，复前明开国之旧制，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农村，控制人口流动等等，也需要一步步地来。
移民也好、垦荒也罢，都是为了缓解人地矛盾。而这，又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
就像是刘钰在日本谈判的时候，与德川吉宗说的那番话：德川吉宗是想改革也好、是想退步也罢，总得先当几年买办，攒下钱。
大顺这边也一样。
是进步也好、是后退也罢，总得对外扩张几年、扶植一波工商，从而攒下钱。
没钱，啥事也办不成。
而且朝廷之前被刘钰“坑”的，加上皇帝好大喜功的急躁性子，以至于摊子铺的太大。
又是西域移民、又是垦荒蒙古、又是西北拓边，都已经办了挺久了，钱也已经花了不少了，这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不然之前投的钱等于打水漂了。
尤其是皇帝见识到了一些商税、买扑、垄断等好处之后，看着自己鼓胀的钱包内帑，看着西域蒙古等地每年要钱的报告，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皇帝连“因噎废食”这四个字都主动说出来了。
重臣虽然只当是皇帝揶揄刘钰的玩笑话，却也明白皇帝自己把这四个字说出来，看似是嘲笑刘钰，实则是暂时压住这件事，给这件事暂时定性为“谁拿这个说事谁就是因噎废食”。
这四个字，毕竟出自皇帝嘴里，虽说开玩笑说猜到刘钰会这么说，但却没金口玉言说刘钰这么想不对。
刘钰借此鼓吹了一番扩张有利论，皇帝依旧没有驳斥，就像是早猜到刘钰会这么说一般，哈哈一笑了事。
实际上这已经是整个大顺朝堂的常态，鼓吹开战的人天天讲。
一开始还有喷几句穷兵黩武、霸道过重的，后来实在是喷都懒得喷了，习以为常，只当放屁。反正皇帝也没说就要听之言、行之事。
皇帝笑过之后，也和平常一样，只把那番扩张有利论的言辞当每天被人喊“万岁”一般的日常，根本不顺着这话继续谈。
而是说起来巴达维亚事件对大顺而言，可以借鉴的地方。
“之前苏州府织工齐行叫歇，虽立有永禁叫歇之碑，但只织、纺、绣等业。况且只立于苏州府，别处难知，也未必知道如何处置此事。”
“不曾见过，不知如何办。到时候又像是长洲县一样，县里的事，竟要到朝堂中讨论。好在织工不过求加酒钱、计件工资。若是巴达维亚糖厂之事，等消息从苏州传到京城、朝会之后再传回去，只恐事不可控矣。”
“是以，朕觉得，日后兴办产业，开办作坊，若旧有行业，一切照旧。”
“而凡新行业，只可于直隶、松江、文登三处。别处不可兴建。”
“直隶、松江、文登，各有驻军。即便有什么事，也好处置。再者，此几地官员，也都熟悉工商之事，也好过那些不曾见过的去了两眼一抹黑。”
“就像是一直在西南改土归流的官员，你让他们去处置工商业等事，怕也处置不清楚。”
皇帝说完自己的想法，言外之意也就是，巴达维亚的事，虽然看着吓人，但那时因为荷兰国太小，兵太少了。
文登有小站大营，始终驻军一万五到两万的正规野战部队，还是海军的驻地，陆战队也有不少。
松江周边如今也驻扎着八千人的野战部队，就是为了提防商人势力过大的。皇帝是要松江的商人当做下蛋的鸡、圈养的猪，自然要派人看着。
至于直隶，那就更不用说了。大顺数量最多的野战部队，就驻扎在直隶地区。
在皇帝看来，瓦尔克尼尔的那番话，也确实有些可笑。
确实，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市场从开普敦到日本，甚至可以说巴达维亚的糖，占到了全世界除东亚之外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
问题是这么大的规模，居然拉杆子起事的，也就几千人。
就算那些人全都起事，也不过一两万斩木为兵的。荷兰拉不出多少兵，觉得这就是个大事了。
对大顺而言，一个世界贸易某商品三分之一产量的大行业，才不过这么几个人起事，有甚可怕？
三五千人的起义，多大点事？一个县搞不好就能搞出一两万人的起义，而一个县的地税收入才多少？两万三万而已。
如今军改之后，兵强马壮。
直隶地区将近十万的野战部队，会怕几千人的起义？松江地区的八千野战部队，以及文登威海大营的万五野战部队，一旦发现了起事的苗头，可以直接弹压。
皇帝至今还不知道，真正可怕的东西在哪，即便只是隐约摸到了一点边缘，却还没有那么清楚。
大顺从立国开始，对工商业的政策也算是相对宽松，栖霞地区的大量金矿业，就能看出来大顺不担心所谓的“好勇斗狠之徒聚众恐生事端”。
拿这个吓唬大顺，是吓不住的。
而真正可怕的、要大顺王朝老命的、会让小农破产、自然经济全面瓦解的那些东西，刘钰一直藏着掖着不让皇帝看到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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