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则，地主自己也不想卖地。卖地容易买地难，土地也是留给子孙最好的基业。将来万一买卖失败，收回土地即可。
三则，土地在谁手里，谁就要承担税赋。大地主有关系，可以只交国税，避开那些摊派。而买地的人，只想要地的使用权，不想要地的所有权，因为有了所有权，就意味着要纳税，承担徭役等等。
四则，地主急需钱，又不想卖地。折中一下，怎么可能按照原价去“押租”？
如此一来，也就形成了松江府佃农的一些特殊性。
询问之后，可知眼前这家佃农，原本就是自耕农。
家里有四亩地。
将四亩地卖了，换成现金。
然后，在大地主急需现金的时候，拿着卖掉四亩地的现金作押，租十亩地，每年只需要缴纳一石租子。
比起正常的、普遍性的租佃，这租子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刘钰见过最离谱的，是收粮时候，百斤一算，六十五归田主、三十五归佃户。这十亩地才收一石的租子，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四亩变十亩。
还省下了之前四亩地要承担的国税和杂税。
他是佃户吗？
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土地这个生产资料。
但是，他穷吗？
不富，但相对于大顺的普遍性的佃户来说，肯定不算穷。
这种租佃，对双方都有利。
首先，松江府因为大量的南洋米、东洋麦，使得传统的收租子的收益下降。
其次，投资需要现金。
再次，拿着土地抵押去借债；和将土地的使用权租出去，收取将近一半的土地售价的现金，这两者完全不同。
前者，那土地抵押出去借债，主动权在债权人手里。而且，松江府工商业的投资，也没有密西西比泡沫或者南海泡沫那样“诱人”的回报率，借高利贷去投资，那投资回报率得多少才能值得借高利贷投资？尤其是大顺高利贷利息如此高的情况下，谁不到万不得已，敢去借贷？
后者，土地的所有权，仍旧是地主的。当地主投资失败，或者又想继续收租子的时候，将押金推给佃户，土地仍旧是自己的。
而且，松江府这边，是保护这种租佃模式的，是走官方印花契约税的。大部分情况，双方也不会闲着没事干违约：地主收回去干啥？佃户退了干啥？
绕了一圈，其实谁受损了？
仔细想想，似乎也没有人受损。
国税不高，按照正常国税缴纳的话，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小农破产并不容易。
税高的，还是地方的摊派，以及各种理由加派的钱。而大的地主是可以规避这些额外税费的。
既是要做社会调查，不管是真正的佃农，还是这种实际上是中农的假佃农，都需要询问询问。
刘钰心道这松江府尹，亦算是能吏了。
不管是考虑到基层民情的慈幼院佃农抱养政策，还是对两种不同租佃模式的了解，都足见此人既知道变通，也确实对民间有些了解。
考虑到这户佃农的家庭状况，刘钰也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询问他们关于“进口粮食”的看法。
这都不用问，显而易见的事。
粮价降低，这些名为佃户、实则属于承包土地的中农，他们肯定是不满的。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收入，还是种粮食、卖粮食。
而且由于他们一不需要缴税，二来押租制下，他们给田主的租子不多，所以他们最有可能赶上某年粮价飞涨而达成阶级跨越的阶层。
刘钰估摸着，若是问一句，只怕肯定是诸多不满。
明显不满的问题没问，刘钰反问了一下这里妇女纺织的情况。按照以往的习惯，摸出了一些冰糖分给家里的小孩，又差人去准备些餐饭，如此平易近人的做作下，这家主人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说到女人纺织的事，这家主人便道：“城里的商人提供棉花，这边村子的女人便拿着城里商人提供的棉花纺纱线。月初领多少棉，纺出多少，商人收购多少。价格也是商人那边定。”
“赶着农忙时候，白天做农事。晚上，村子里的女人便聚在一起。”
“譬如今日张家、明日李家。每家晚上点一次油灯，每日轮换，谁也不吃亏。”
“若是手艺好的，亦可织布去卖。只是拙妇手笨，只好做些纺纱线的活。待过些日子，我再租佃些地。若粮食够吃，便种些棉花。”
“如今粮价又低，棉价却高。想来再过些年，自己种棉、自己纺织，再去售卖，或能多得一些钱钞。到时候也好给孩子们多置办些土地。”
“只恐过些年，这土地或种棉、或种桑，价格又上来了。便是押租，也要多花不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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