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不想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一生。
公司内部当然可以存在争斗和勾心斗角，但却不能因为派系缘故，派一些根本不懂东方现实的人来中国。
他们用在美洲、非洲、甚至印度的经验，来套用中国。
这是对每一位股东的犯罪！
【1月21日。上海。天气未知。】
我依旧拒绝出席他们的讨论。不过公使先生站在我这边，他认可我的看法，看来至少他们不会做出极不明智的决定。
无论如何，我要给董事会写一封信，并且中途需要印度方面的建议。
这件事，只有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来决定。
幸好，公司的股东大会的特点，决定了我很有胜算。
根据1689年的垄断授权法案，公司董事长不再由政府任命——以此，作为迎接荷兰人做我们国王的条件。
他不答应不再由政府任命董事长，我们便不认他做国王。
之前的国王对我们的控制太紧了，我们必须把他赶走。荷兰人乐于接受这样的条件，我们也乐于要一个这样的国王。
同样，当年的垄断授权法案，也进行了针对他们的修改。
公司只有持股1000磅以上的人，才有推选董事会成员的权利。
只有2000磅以上的、且必须在英国出生的人，才有成为董事会成员的权利。
但是，无论有1000磅的股额，还是1000000磅的股额，都只有一票。
这可以保证，自我而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皆无票权。
王室、大贵族、地产所有者、大投机商，他们在董事会的推选中，无论拥有多少股本，也只有一票。
而那些穷人，小职员，出资低于1000磅的，没有任何资格参与公司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让公司的董事会，由一群稍微聪明一点的、脑容量大于野兽的、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精英商人们控制。
也确保了公司不会被王室和政府控制，拥有真正的自由。只要不是垄断授权法内的义务，公司无需去做。
这也保证了，公司真正掌握权力的董事会：
既不需要狂热爱国，搞出类似于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表态——出于利益支持对西班牙开战的，是在西印度和美洲有贸易的；而主导舆论态度的，却是那些低级的、没什么钱的狂热的人群。本公司的董事会制度，杜绝了被狂热主导的可能。
也不需要事事听从政府和国会的统治，避免了法国或者西班牙那样的情况——主导他们贸易的，是政府。而政府总会给公司添加太多的国家义务，比如培养海员、比如履行军事义务、比如捐款、比如移民等。
这一点，大顺的贸易公司也存在，而且更加严重，比如要履行军事义务、要履行培养海员水手的任务、要配合作战提供后勤支持等。
或许，区别就是大顺的货物不愁卖，否则他们这么沉重的非商业义务，一定难以为继。
大顺的商人很羡慕我们公司的制度。
可惜，他们没胆量、也没能力学我们，绞死自己的皇帝，请一位外国人来当天子。
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
依照委任状第七款之规定，我这样级别的公司高级员工、且持股1000磅以上的人，是可以提出召开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提议的。
只要董事会半数通过，即可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转型之问题。
依据1726年之新授权法，公司董事会可以自行制定法律、开设法院、制定税收政策。这已经为公司的转型铺垫好了一切。
现在，需要的，就是我这样的、以及在印度等地的公司高级职员，写一份非常明确的企划书，说明公司转型、加大在印度投资、摆脱对中国贸易的依赖、以及这么做将为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即可。
既然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那么我这份建议书的出发点，也应该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展开说明。
我认为，只要外面还在开会的那些蠢货还没有做出真正愚蠢的决定、使得中国方面勃然大怒把我们全部抓紧监狱，我就有机会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方式，调整公司的战略。
影响公司转型的，只是很多人的思维定式。
谁说，一家公司盈利，一定要靠贸易或者生产呢？
收税也可以盈利啊。
荷兰人都知道，如果股票投机和炒作可以盈利，那么盈利就好，为什么非要贸易和生产呢？
我想，我应该能够说服他们，对华贸易的利润依赖，会让我们陷入VOC一样危险的境地。
毕竟，我是公司里最懂中国的。当年的茶叶事件和对荷兰公司竞争，我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不知道印度方面，会不会有一个真正懂得印度看似阔大，实则不堪一击的人呢？
但愿印度方面的公司高级员工里，有一位我们自己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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