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争论，当然也是启蒙运动的一种。
只不过，俄国的统治方式、贵族势力，使得沙皇没办法对各路言论下死手，都是自己人。而蹲在村社里除了打仗基本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农奴，自然也就没机会参与这场争论。
于是，可以预见地，沙皇解决不了问题，又因为都是亲戚和关系户也不能解决讨论问题的人，必然会搞出来养蛊似的争论。
温和派，最终会湮灭在养蛊风格的各种极端派之下，最后炸个死无全尸问题不大。
而罗蒙诺索夫的第二封奏疏，就可以看出这种极端化的苗头。
此时欧洲的绝大多数大学，是不可能不设置神学系的。
包括卢梭写征文的第戎学院，建立是经过教皇英诺森十三世的“御”批，才建立的。
而英国这边，今年也批准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而这个大学就是个纯粹的神学院；殖民地自己建立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是标准的基督教曙光长老会长老培训班。
这种请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学，同时又要求莫斯科大学根本不设置神学院的奏请，本身就是极端激进的，甚至激进到在欧洲算是惊世骇俗的地步。
在奏请书上，罗蒙诺索夫附上了一首小诗。
【各种神奇的科学，越过高山、大海和江河。科学把手伸向俄罗斯，对伟大的君主说：科学愿意竭尽全力，把纯粹智慧的新成果，交给俄罗斯的人民】
在这首小诗下面的办学请求中，罗蒙诺索夫这样建议：
大学不设置神学系。开办之初，设置法学系、哲学系、医学系、数学物理系。
大学面向所有纳税阶层招收学生。
大学设置预科班，面向受教育不足的非贵族学生，包括农奴身份，在预科班接受教育后再转入大学，从而避免贵族弟子垄断大学名额。
这些大胆的建议，得到了批准，并且很快营造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当然也或许是昙花一现的景象。
很难说，是成功还是失败。
于罗蒙诺索夫，他从未否认过自己是个农民的孩子，没有贵族身份，并将此视为俄国摆脱愚昧的象征。
然而在他的办学理念下，以及他试图营造的这种“有教无类”的启蒙思潮下的第一批受益者。
比如农奴出身的着名画家，费奥多尔·罗科托夫。
他进入彼得堡艺术学院的时候，身份还是农奴。
当他从学院毕业，融入上流圈子后，很快就有一个“他是某位贵族的私生子”的流言在上流社会流传，尤其是他给女皇画完肖像之后，更是升格为了“他大约好像或许是戈利岑公爵的私生子”。
这事儿吧，其实大顺这边，从形式上也差不多。
从明朝开始，编族谱的事儿，就层出不穷。
但形式相似，意义却大不一样。
中国的历史太长了，姓氏分离，以及从汉高祖布衣斩蛇之后，每隔一二百年就来一波阶级流动。
百家姓，从赵钱孙李，到第五言福……往上编族谱，哪个姓还没有个三五个达官显赫？哪怕是生僻的第五姓，还有东汉帝国大司空第五伦、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五琦。
就大明、大顺来说，自己姓啥，往上攀附，找个当过大官、贵族的祖宗，只看你愿意出多少钱给那些生员考证。
这玩意儿，当所有人都是“贵族”、“显赫”的后代的时候，就等于所有人都不是。
所以，即便形式相似，但实质大不相同。
但不管怎么样，标准俄语语法，和没有神学院的莫斯科大学，都是俄国特色的启蒙运动的开启标志。
同样的，类似的这种各国特色、依托各国传统和历史、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情况的启蒙运动，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国迸发着。
在普鲁士。
腓特烈二世，此时正发起“征服自然运动”，要以人对自然的征服，不费一枪一弹，得到一个新的省份。
开发运河，抽干奥得河沼泽的水，迁徙了大量小农前往奥得河沼泽区、残酷镇压了奥得河沼泽排干垦殖运动里受损的渔民阶层，为普鲁士增加了大约两万户小农阶层，并提供了稳定的兵员和税源。
原本历史上，这场依靠科学征服自然的奥得河沼泽征服运动，负责“测量数据、成本核算和利润计算”的人，是欧拉。而现在，总负责人，是工程师冯·希姆莱。
科学与数学，不再是国王王冠上的点缀，亦离开了纯粹的战争，而是开始应用在对自然的征服上。
在瑞典。
在大顺参与建造了大顺科学院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职员钱伯斯，回到瑞典后，应瑞典国王的要求，为瑞典王后璐维莎·尤里卡，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德诺丁尔摩，建造了“中国宫”作为礼物。
当然，钱伯斯懂建筑，却不懂礼法，于是璐维莎·尤里卡的回忆，还是比较奇葩的——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神话世界……近卫兵穿着中国的服装，王室侍从则打扮成中国文官的模样……国王安排了中国的芭蕾舞表演，伴随着土耳其音乐……
虽然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无法理解，这芭蕾舞表演、土耳其音乐，是怎么和中国风搭配起来的。
但不管怎么样，在大顺和瑞典交流日多的情况下，【中国成为折射这个时代的快乐、美好氛围、国家富庶、制度优越之追求的一滴水珠，因为它遥远，且在传说和现实之间，并是一处便于想象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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