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说威廉·皮特战略的支撑点，是北美和加勒比，但历史证明北美和加勒比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他们真正成为日不落的基础。
这里不谈威廉·皮特自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工业革命。
只说历史上的印度问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典范，因为此时印度不是王冠上的珍珠，加勒比才是。
威廉·皮特的战略，后世看是成功的，但实际上他并不能自圆其说，更像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如果，印度依旧保持着此时的价值，而因为高昂的国债和重商主义政策导致北美独立、蔗糖危机、市场狭小等问题，那么，他的政策可以算是成功吗？
评价一个人主观上的策略是否正确，要看当时的客观现实，而不是看后世的、其本人都未预料到的情况。
用后世的眼光去看，印度为英国解决了工业革命的市场、解决了原材料、解决了原材料产业劳动力不足等等，以至于印度成为了帝国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
但是，此时的威廉·皮特的战略中，是否提前预想到了印度的巨大价值？
这种事，说穿了，很多不过是后世的神圣神话。而于此时，他的“防止复仇战略”，漏洞也满满都是。
只不过，他描绘了一个美妙的未来，而很多人并不会去思考这里面的漏洞，而是下意识地觉得有人说了个东西便能打消内心的疑惑。
至少，在大顺参战之前，他许诺的未来是如此的美妙，压倒了一切的质疑声。
但是，这一切在大顺参战之后，就扭转了。
按照这个“防复仇理论”，任何支持威廉·皮特战略的人，就必须做到“对中国、法国、西班牙这个三国，同时摧毁他们的任何海军再起的能力。”
做得到吗？
西班牙不提、法国不提，只谈大顺，怎么才能摧毁大顺如果战败之后的复仇？
其实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头绪。
只要能够做到攻克好望角的大顺要塞；夺取印度；屠灭锡兰的华人；占据南洋焚烧整个东南亚的柚木；占领台湾让大顺失去桧木；出兵占据山海关以北、朝鲜，使得大顺失去橡木；屠灭从广东到海参崴的数万里海岸线内所有的百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海面；摧毁天津、威海、旅顺的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即可。
如果这些不能全部做到，那么实际上这个“防复仇理论”就是不成立的。
但就不说此时英国对中国做到防复仇，就算是法国，他也做不到。
当战争的狂热开始散去。
当三十万户买了以“茶税、棉布奢侈税”等为抵押的国债的百姓开始质疑他们是否能拿回本金的时候。
当金融街和西印度的商会发现再打下去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防复仇理论的质疑”，就是对威廉·皮特的致命一击。
约翰·莫当特会选择自杀，自杀的人会激起人们的同情。
约翰·莫当特绝不反思英国的扩张，而是要坚定地支持英国的扩张，甚至他可以假装支持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
在这种反向的节奏下，他不是质疑英国为了利益开战；而是在质疑，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无法做到摧毁中国的造船能力防止他们复仇？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不能歼灭大顺的海军舰队？
这种思路，也是符合此时欧洲的启蒙主义政治思维的。
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整体上都对党争深恶痛绝，启蒙主义不只是启蒙个人，也是对政治架构、未来国家的思考。
其实，此时的英国，并不存在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不算是。
与其说是一个党，不如说更类似于东林党那样的一种组织：认同某种相似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体。
一直到1778年，辉格党的上层精英组织了“布鲁克斯俱乐部”，英国才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这个俱乐部的作用，实在议会之前，内部上层先达成统一，提前把利益分好，别到时候各说各话。
故而在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都是对党争深恶痛绝的。
于是很多自诩为精英的上层，他们构想的政府，或者议会，应该是这样的：在决策定下来之前，我可以反对，用尽任何合法的办法反对；然而一旦做出了决策之后，我将放下我的宗派之争、党争属性，全力去把这件事做好。
这倒不是欧洲的特色，而是东边很多人，也是这么憧憬和理想化朝堂的，也算是自古以来的梦想了。
因此，站在约翰·莫当特，这个自诩为坚定的、真正的、传统的、辉格党的角度，他所扞卫的某种臆想出来的未来的朝堂斗争的规则，使得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报复。
其逻辑是这样的：
既然威廉·皮特，已经被任命为国务大臣，总揽陆海军。那么，即便我反对你的政策，但我依旧需要执行。
国务大臣在陆海军政策上，是没有错的。只能是在他制定的政策上，他做不到，才是错。
好比说，在台下的时候，怎么喷都可以。
既然已经上台了，那么本身就有了法理，即便说你在上台时候的政策是要废除国王，那么既然你公开表示且被推上去了，那么废除国王这个事到底对不对已经不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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