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问题上的不同战后利益，只是中法同盟之间分歧的一个缩影。
大顺这边不太可能理解的宗教问题，法国人有很多文章可做。
大顺依靠走私、贸易之类引发北美的诸多矛盾，浑水摸鱼。
而法国，实际上只需要在战争结束的条约中，要求英国在北美保障天主教徒的利益，即可直接激发北美清教徒对英国的无限反感。
因为，清教徒连圣公会有教会、穿长袍这种事非常不爽——《圣经》里，哪一段描写了传教士长袍？哪一段写了有教会这种东西？圣经里没有的东西，你居然在用，你这不纯啊。
这一点，东西方基本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清教徒认为，天主教过于世俗化，不纯；瓦哈卜派，认为奥斯曼过于世俗化，不纯；复古派儒生，以及兴起的考据派，也认为宋明理学，不纯，假儒。
只不过因为宗教隔阂，大顺这边可以理解宋明理学在明末开始的复古反思，却不能类比地去理解清教徒、圣公会、和天主教之间的正统之争。
简单来说，清教徒来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圣公会，都觉得难以容忍，觉得不够纯粹，过于世俗化。又怎么可能容忍英国对天主教的让步？
故而在宗教这张牌上，法国人可以打一些“投入少、见效大”的手段，而这和大顺的策略自然是有分歧的。
这种分歧是无法弥合的。
现在来讲，摆在中法之间的合作障碍，是要不要去海峡决战，登陆苏格兰。
即便说，这个分歧暂时被搁置，同意大顺的放弃海峡决战而采取贸易绞杀内部崩溃的战略，分歧依旧巨大。
就算说不去海峡决战。
那么，下一步，是将精力放在哪？
北美？
加勒比？
巴巴多斯？
还是先帮着西班牙打下波尔图？
法国的兵力总数不少。
但就如约翰·莫当特死前所惊恐的那般，要是法国去打卡塔赫纳远征，那丢人的程度要比英国更笑柄。
是以总兵力不少的法国，实际上能够参与跨大洋远征的军队，也就几千人。故而，如果要实施大顺的贸易绞杀战略，中法之间还是要继续合作。
因为法国这边能远征的军队不多，可大顺这边其实也没有多少能够跨大洋远征的精锐常备远征陆战队，两边还只能合作配合。
战争就是这样，大顺严苛训练出来的、技能特化的战斗工兵，的确是强，但需要别人配合。
就像是此时大部分的战斗，伤亡主要是靠炮兵、骑兵砍杀造成的。但是，没有抗线的步兵，炮兵和骑兵卵用没有。
不管是在南洋、在印度，还是在直布罗陀，攻克堡垒的主攻的确是大顺这边的工兵，但在之前的围困、阻援、封锁、威胁等，还是要靠海军舰队、法国陆战队、以及法国的那批原本计划用于登陆苏格兰的步兵。
一样的道理，想要继续在西班牙、加勒比或者北美扩大战果，两边谁也离不开谁。
不过，确实，在宗教问题上大顺这边不太能理解法国的看法。
但在宗教这个问题之外，考虑物质、土地、人口、名声之类的东西，大顺这边和欧洲并没有隔阂。
是以，大顺这边要把俘虏送回英国的这件事上，李欗等人还是做了一个向法国示好的决议。
既可以认为是示好。
也可以认为是某种战略外交上的暗示。
一般来说，法国人应该能够看懂大顺的这种示好和暗示的，因为这涉及到法国的一些政治敏感的地区。
李欗对德·拉·克鲁提议，这边押送的英国俘虏，在直布罗陀装船后，会在法国的敦刻尔克逗留。
德·拉·克鲁应该立刻将直布罗陀被攻克的消息，传递回巴黎。而巴黎那边，也应该立刻遴选出合适的外交人员，与大顺在巴黎的外交人员一起，前往伦敦。
一方面，是要刺探一下英国的舆论情况、议会态度、以及英国的战争潜力。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顺和法国之间能够继续保持彼此之间的信任，不会单独和英国进行私下的和谈，并出卖对方。
这种事，大顺怕、法国也怕。
以为法国实实在在被曾经的“盟友”，在战争中背叛过，比如那场英法一起干爆荷兰的战争，就是打到一半，法国被英国背叛了。
而大顺这边，也是实实在在不能相信所谓的“盟友”，毕竟大顺这群人，纵然学的是所谓的新学，可是《三国演义》可是自小就看的，谁说盟友就一定不会中途背叛？
到时候，晋阳之战打到一半了，再出个张孟谈，留下个唇亡齿寒的欧洲版典故，那乐子可就大了。
而选择敦刻尔克，作为俘虏的中转地，以及中法两国外交人员登船赴伦敦的地点，也算是大顺的一种战略外交上的示好暗示，而且在法国人看来属于是那种在“敏感的地区”站队的、尊重历史传统的一种示好暗示。
应该说，至今为止，大顺和法国在欧洲的几场关键战役——主要是赢的这几场——其实都算是帮着法国擦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的屁股。
梅诺卡岛、直布罗陀，以及大顺这边提出的俘虏中转的敦刻尔克，都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
梅诺卡岛和直布罗陀不提。
而大顺选择让自己运送英国战俘的船，前往敦刻尔克，并且希望在那里和法国的外交官汇合，是有政治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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