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一些想法，也已经在军队中流传开来，一些青年军官更是深以为然。
虽然这些激进的想法已经流传，但新学一派的内部，整体上倒还没有十分激进，大部分还是支持现状。
包括这一次扶桑西海岸探矿移民、以及山东挖河道这等逆天而行的政策，他们也多支持。
应该说，矛盾还没有激化到那种程度。
只不过，因为新学一派的人，识字。
所以，一些小册子，很容易通过印刷术，在这些识字、却又被主流文人边缘化、偏偏实际上他们又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科技的人当中，流传极快。
而偏偏，大顺对外扩张的主力识字人口，又都是新学派、或者叫实学派的。
他们走南闯北，真的见到了北美的广袤土地、见识到了大洋洲的草原万里，也经历过东北的苦寒蚊虫，而且还懂算术。
所以他们相信，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只不过，他们和儒家的复古改革派所不同的，便是他们还是相信刘钰所描绘的美好未来，这和将来发展工业也不矛盾。
区别就在于，比如刘钰在苏北搞得圈地、盐垦等事，他们就觉得，这事完全可以干的再漂亮些、再温柔些。
比如朝廷若是真如他们设想的那样有个一亿两的收入，完全可以造船，不去考虑盈利，而是把这些人送到扶桑南大洋垦荒。
实在……实在不必复刻对运河漕工、五岭商路脚夫、扬州盐工、苏北盐户的那种残酷镇压。
而且，很多人对于这些事，也是颇有微词的。比如五岭脚夫起义，这事在他们看来，既是把贸易中心从广东转移到了松苏才导致的五岭脚夫起义，那么就该松苏这边得利的大商贾出钱，安置这些人去垦荒才是。
其实，这就是大顺的启蒙运动。
只不过，因着大顺这边，反教会、反宗教、反封建继承法、反贵族等诉求，没那么强烈的需求。
所以表现出的形式，是以一种萌芽的“权利和义务之统一”的思想为主的。
而这种想法的典型，就是围绕着大顺改革绕不过去的贸易中心转移之后，得利者是否应该出钱安置旧商路上的失业百姓所展开的争论。
看上去，大顺参与一战，内部歌舞升平、勃勃生机。
欧洲打的头破血流，连北美东海岸也未能独善其身，唯独大顺这边安安静静。
实则，一战对大顺造成的影响，不比直接几十万军队列阵对轰的影响小。
实学派内部，开始出现了非常激进的思潮——一战打完后，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干什么？
因为，从最开始，大顺的种种改革，走到现在，明眼人都觉得，这一切都是在为这场世界大战所准备的。那么，现在这场世界大战即将打完了，兴国公等那一辈人已经老了，甚至现在也不管太多事只是蹲在山东挖黄河、修道路。
实学派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种说不出的迷茫当中——之前的一切，都看懂了，是为了一战，那么之后呢？
如果说，历史上的法革，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即七年战争的失败，最终爆发。
而此时的大顺，则陷入一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打赢，但打赢之后怎么办的迷茫中。
大顺这边，自古以来，对这种事，尤其是激烈的变革，是不怎么喜欢空谈的。
王莽也好、安石也罢，激进的变革，是要拿出具体的东西的：地、税、法、钱、政，这些实际的东西，而不是空谈的东西。
包括历史上颜李学派等人，他们写的东西，侧重点从不是“经”，侧重点是“艺”——官制、税收、田亩、学堂、人才选拔、军制等等这些东西。
经，是我们这么做是对的，着重点在于论证“对”。
艺，是我们应该这么办，着重点在于“办”。
因为从始至终，“对”这个东西，其实从诸子百家开始，大家的态度其实基本都是一致的。什么是对？国泰安康、人民安定、有衣有食。
儒、墨、杨当时的三家显学，都是在讨论这个的，无非是在“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分歧极大而已。
新学派存在的最大意义，是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一些方法论，解决“我们应该这样做”的“这样”，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是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和欧洲那边的，在表象上完全不同……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不可能从经院哲学衍生出的人与神的关系，搞出一堆“不辩自明”、“不言而喻”的东西。
反倒是，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围绕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否要限定商人购买土地”这些东西来的。
这也和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实际上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陈亮叶适等人那一套，也是“以艺修身、艺大于经”这一套由内而外的东西。
当然，是内核。
也正是因为如此，由外而内的内核，所以叶适等人的想法，才会是全面复礼，以方方面面的制度，由外而内地达到真儒道统。
这套内核就是如此，包括颜李等人，其实内核也是这样：想当真儒，那就学君子之艺，在实践中体会儒之真意，由外而内，融会贯通，最终大彻大悟。也所以，反对者狂喷他们是异端的理由之一，就是“人要去什么地方，得先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才能知道该往南走还是往北走。你们可倒好，不先学去哪，先蹲在那造车养马，然后说只要车造好了马养好了，就好了。那你们的目的，到底是去那个地方呢？还是你们的目的就是造车养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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