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问题，曾经确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但大顺的黄河问题，又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的情况有所不同。
以大顺而论，黄河问题最大的难点，其实只在于黄河河道无人区的迁徙。
这就是大顺和以往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不同的地方。
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对于黄河问题，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只怕根本不可能在乎所谓的黄河无人区的百万百姓。
黄河问题，从明朝末年开始，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古人又不傻，知道黄河早晚要决口北流的人，多了去了。知道黄、淮、江、济这四渎合一，爆出一个超大规模的洪水，那就直接要出大事。
只不过……
历史上，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要解决黄河问题。
但满清河道总督杨方清，一针见血，只指问题的本质：
【黄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之前治河，但令入海有路，则可南亦可北。】
【元、明、以迄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而上二百余里，皆赖黄河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故只可以南而不可以北。】
这，基本上就是自从明末黄河开始在淮河水道上屡屡为患，却一直没有搞大规模工程的根本原因，本质问题。
你要说满清这种迁界禁海的王朝，能考虑黄河无人区的百万百姓，那纯属扯淡。
根本问题就这么回事。
漕运得用黄河的水，从清口往上二百余里，全要靠黄河。
所以，黄河只能从南边入海，不可能从北边入海。哪怕说，脑子清醒的人，都知道，早晚的事。
但是，只要不解决漕运问题，啥也白扯。
历史上，从1652年朝中给事中建言复黄河禹道、到1852年魏源着书说黄河北决必要出大事，整整二百年时间，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最终全都卡在了“漕运”这件事上。
前期，这个倒也没必要过度吹毛求疵，前期既没这个紧急的需求，也没这个财力能力。
而终于熬到了乾隆年间，财力人力物力、政治稳定什么的都有了，建议干大工程的《论河道宜变通》的奏折也递上去了，乾小四“留中久之”，终究他不过是个守成之君，不敢干这么大的事。
而等到魏源开始宣扬复北道的时候……就那中央集权、政治稳定、财力物力等，又注定即便想干，也不可能干的成了。
之所以说大顺在黄河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和历史上不同，就源于“治黄必先废漕”这个共识，完成了。
而实际上，其实……说句难听的，对封建王朝而言，黄河河道无人区的百万人口，其实对一个正儿八经的、正常的封建王朝而言，这压根就不是个问题，排号根本排不上。
大顺算是还没迈入现代，就先感受了一波现代的问题。
当然，即便如此，细细算来，这件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黄河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漕运问题。
漕运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南洋问题。
南洋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西北问题。
西北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罗刹问题。
种种这些是，一环扣一环，折腾了三十余年，终于算是折腾到了大顺有资格“解决黄河问题”的时候，虽然看似很慢，但其实已经相当快了。
应该说，直到现在，大顺才真正有资格，说一句，要解决黄河问题、复大禹故道这样的话了。否则，在此之前，说话和放屁没有任何区别，根本都是扯犊子的空谈。
古书言：舜用鲧治水，九年而无功。
算起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打，刘钰终于决定做最后一件事解决黄河问题，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九年。
如果只看黄河河道，谓之九年而无功，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九年时间，刘钰基本上没有挖掘黄河，而是干了许多看起来和黄河没啥关系的事。
在山东几州几府，搞了永佃制改革。
修了从济南府到胶州湾的铁路。
废弃了利津一带的盐田，在沂州和海州那里兴建了大型盐田。
镇压了渤海湾的盐户起义，完成了山东盐产地的南移到日照地区。
建起来了淄博地区的没铁矿产业。
完成了鲁中地区的经济作物改种，镇压了反对铁路征地补偿不足的起义。
镇压了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废弃工商崩溃和黄河改道恐慌而导致的农民和工商业者的起义。
拓展了小清河河道，使之成为连接东北豆饼肥料产区的重要运输线，直通经济作物改种的鲁中地区。
最后才是基本将黄河无人区河道百姓的迁徙步入正轨，完成了数百里长的无人区和复梁山泊的湖泊无人区。
九年无功。
大约就干了这么点事。
而现在，也就只剩下了最后的挖黄河河道的“小问题”。
至少，相对于下南洋、废漕运、拓关东、搞粮食、打一战赚钱等诸多修黄河的前提条件而言，最后这点事，确实算是“小问题”了。
既然只剩下最后一点“小问题”了。
于是，原本居然要动黄河的刘钰，所提出的方案，难免就有些“保守”了。
而更激进的方案，在刘钰九年无功、而终于要开始动手挖河、确定要解决黄河问题的时候，便被提了出来。
十余年前，关于黄河问题，刘钰还是激进派中的激进派，当时没几个人敢琢磨着要干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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