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火耗”，不只是碎银子熔铸成白银，还有个收铜钱但要上交白银的问题。
而“火耗”问题，解决思路有两个。
一：加税，不让地方自行摊派，由中央增税，把摊派合法化，但规定具体的数额。
二：解决“火耗”问题本身，如果没有火耗，那么不就解决了火耗问题了吗——当然，只是技术上的解决，这挡不住地方摊派、增税，但至少不会出现“火耗”这个名目了。地方上把火耗换个名目，从本质上讲，区别不大；但从技术名目上讲，确实没有火耗了。
而大顺，当然只能从技术上解决火耗问题。
因为，从本质上解决火耗问题，不考虑人性、吏治这些问题，也必须要大动干戈，彻底改变大顺王朝的税收支出逻辑，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
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虑，只说大顺改变税收和支出体系，地方用钱走国库，这件事，就是扯犊子，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因为，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顺体系，地方实际上是基本没钱的，是基本啥也干不成的，而现实又要求他们必须得干一些事。
故而，大顺这边，在“火耗”问题上，能、也只能从这两个思路中选一个。
要么，不合法的火耗，合法化。
要么，解决火耗本身，也即铜银兑换的问题。
也就是说，改变铜钱和白银是两种货币、甚至可以算是本币和外币的关系，而进行货币的统一。可以发行铜子，但铜子得是白银的辅币，是定额辅币，而不是外币兑换。
辅币换大额货币，没听说有黑市。
而外币兑换，必然有黑市价，朝廷规定千钱换一，朝廷规定的和市场价根本不可能一样。
简单的废两改元，那只是收铸币税。
而废两改元的更进一步，就是铜币辅币化，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这是在铸币税之外，解决一下小农身上重担的一种改革。
这就好比，大顺征税，收外币；而百姓日常，用本币。本币要兑换成外币才能交税，最起码，掌握着外币的那些人，肯定是要狠狠大赚的。
就算不考虑收税，就说去收茶叶、收鹅毛、收猪鬃、收花生、收黄豆、收棉花、收菜籽……一般来说，小农拿到手的，也是铜币。这里面的差额之大，以至于历史上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理论上以白银计价一些买办都是平本生意，但偏偏做的非常起劲，就源于铜银兑换问题。
皇帝认为货币改革要改。
不管是不是真的，至少确实可以算是一种解决“火耗”的改革，理论上也算是减轻了小农的压力。
但同样的，皇帝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先发地区的海量货币，会涌入内地，涌入缺乏白银的内地。
为什么大顺的货币改革，要一直拖到现在才能改？
为什么一定要打完一战、要开始在扶桑挖金子才能改？
因为，不拖到现在、不在扶桑挖金子就改，大顺的金银贵金属，不足以支撑大顺此时的经济总量。
大顺不是日本，没有金山银山。可哪怕有金山银山的日本，新井白石改革前后，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
当然，大顺也不是朝鲜国，以至于憋到琢磨着取消货币，搞以物易物，因为自己发行不出钱，贵金属不足，又没有大明那种能靠出口愣生生顺差到白银货币化。
而大顺的金银，又集中在哪？
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王朝，包括满清，征税打仗，也算是一种“货币转移”。这场货币转移，陕商崛起控制了四川的经济命脉、以至于开当铺开到四川人怒砸陕西人的情况，和西北战争的关系极大。江南的白银，通过征税，流入了西北，使得西北的货币增加，为陕西商人崛起提供了基础。
但，大顺一年能收几个税？收的税里，又有多少能够转移到内地？尤其是伴随着改土归流基本完成、西域战争彻底结束、运河修缮基本被废，大顺就算征税再花，这征税的白银也不是往内地流动，而是流向了产粮食的东北南洋、消费养军的京畿周围、布匹产地的松苏、军械产地的渤海。
也就是说，大顺曾经没有条件搞货币改革。因为，贵金属总量不足，和大顺的经济规模相差太远。
而现在，大顺有条件搞货币改革了，因为大顺的金银总量，比之前增加了太多。但是，增加到可以有货币改革的条件的这么多的金银，实际上大部分都集中在先发地区。甚至更明确点，大部分集中在松苏地区。
那么，皇帝的担心，也就并不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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