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说的，颇有些诛心之意，但似乎好像大约也又说得通。
至于真假、亦或者是否真的如此，那也实在不好说。
总不能说，皇帝改科举、兴实学，就是错的。
站在一个“利益无关、只是信仰”的角度看，实学派觉得实学成为天下人人都要学的学问，从杂学提升到正学的地位，总是好的。
当然，若是利益相关，那就另说。对先发地区兴起实学后很多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比如说实学前1000名的人才，真要是全国普及了实学教育，人口基数一上去，别说前1000名，只怕前一万名都未必排的进去。
若是朝廷直接废旧学，而把空出来的萝卜坑，全都直接考实学，那岂不是对现有的一些实学学生而言算是人人有官做？而现在搞成这种改革的模式，铺开学堂和实学教育，那不相当于“卷”起来嘛——原本激进改革说不定能当个乡长的，说不定只能当个小学老师了；原本只在这么点地方招人，本来能考入一流的如成均馆之类的实学最高学府的，改革之后说不定就只能考到淮北盐垦区的农业大学去学种棉花了。
这都很正常，不是说学了实学、学了先进的学问，人就成圣人了。
而均田派说的借势为之，其实也算是借这种势，借这种实学派想要把旧学派占的萝卜坑都拔出来的心态，搞激进的朝廷改良式的改革。
这本身，又和历史上圣西门主义里的那一套东西很相近：把人分为三个阶层，真正有能力学了真学问的理所当然是新时代统治阶层的；占着茅坑不拉屎被认为没啥用的既得利益的旧统治阶层；以及老百姓。
只不过圣西门主义的原始版本里，鉴于法国的情况，以及法国当时压根没有文官考试制度这种在纸张和印刷术时代非常先进的东西，所以他划出来的新时代的统治阶层指的是银行家、实业资本家、工匠、发明家、艺术家等等这些。
而大顺这边因为存在纸张印刷术时代非常先进的科举制度，故而这边是把实学和旧学对立的，认为实学是理所当然新时代的官僚，而旧学是既得利益者早点让地方得了。
反过来那一面，对于传统的旧学一派而言，实际上这些年过来，实学重而经学轻的趋势，明眼人都知道已经不可避免了。
旧的经学科举已经走到头了，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了。
但并不是说科举背后的考试制度，走到头了。大顺现在没有那么激进，或者说没有那么被人把脊梁骨都打断了的绝望和彻底自卑，故而对于科举背后的考试制度本身，还是有自己的认识的，并且认为这套东西是胜于别处办法的。
而“学校制”本身，至少学校这个东西，又是复古的。包括说当年王安石的改革，那也是用复古的名号搞的学校制。
让那些以科举为业的大部分乡绅地主，多学点东西，这引起的反弹没那么大——只要科举制本身存在就行，至于考什么那不是不能改的。哪怕说把八股，改成考背诵夷狄的圣经古兰，单就效果上那也没什么区别。
说句难听点的，以前能进殿试的，千军万马杀出来的智商和学习能力，要是自小学算数几何物理化学，那也一样杀的出来。
刘钰早就说过，他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已。这也实在不是谦虚。
搞学校制，在此时大顺更像是王安石三舍法的变种，内核仍旧是考试选拔。
科举制有问题，但问题并不是考试制度。
相反，在纸张和印刷术时代，考试选拔制度，就1793年的情况，绝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选拔体系。
只不过是考试的内容、学的东西不行。
但问题是，学堂制度不是私塾，需要朝廷拨款才能建起来。而大顺现在这水平，显然又不可能把学堂普及到乡村。
某种程度上讲，大顺现在搞这种教育改革，既相对于过去阻碍了阶级间的流动性；也拉大了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同时也会造成乡村识字率的下降。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最简单的来说，平民自耕农家庭，以前还能在村子里的私塾开蒙、识字。
而要搞学堂教育的话，大顺肯定没能力村村都建学堂，仍旧是皇权不下县，也就是县一级普及了学堂，顶天就这样了——如果大顺朝廷不是疯了，搞三饷模式加增助学税的话。
那么，这种改革，不触动农村的土地制度、所有制、基层管理等问题的话，地主乡绅无疑是比较乐意的。
因为本质上还是科举。
只不过科举的内容改了而已，试题的内容变了。
而且，地主乡绅这等依靠地租能在城市生活的，实质上是考试优势也加大了。
他们可能会出于“纯粹意识”的反对。
但在利益上他们得利，是以也闹腾不起来多大的事，不会引发极为剧烈的反弹。
实际上，这个改革的背后，还是均田派说的那件事：县城以地租等强制的农业盈余为基础发展起来，本身就是畸形且不健康的。而科举改革，实质上是稳固了这种县城通过地租吸血乡村的畸形模式。
这种畸形模式是有问题的，而且是有大问题的。
的确，大顺在19世纪之前，手工业就是冠绝天下。靠这种畸形的以农业地租盈余为基础的工商业，靠着大顺的体量，确确实实在19世纪之前的“工场手工业”时代，有极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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