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或许是1982年8月8日这一天，把节气、假日和数字，所代表的美好吉祥全都包容在了一起，实在是个综合性的黄道吉日。
远在津门的大陆第一家快餐店同样选择了在这一天开张营业。
当然，或许也不能否认。
身为赵汉宇舅舅的汪大东，正是因为得到了米晓冉的鼎力相助，比较详实的掌握了大陆餐饮市场的基本情况。
他才会于超前的情况之下再超前，异常迅速下定投资决心，敢于和津门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津门青年实业公司签订了十年的合作合同。
最终造成了“胡姬花快餐厅”的开业日期比原本历史中的9月9日足足提前了一个月的时间偏差。
但无论怎么样吧，共和国的快餐史终究在这一天，因这件事，开始书写第一页的历史篇章。
而且从这家店开门迎客的那一刻起，就为我国快餐业蓬勃发展照亮了远大前景，成为了众多后来者争先效仿的标杆。
要知道，作为津门头一家正儿八经的中外合资餐饮企业，作为津门市政府重点关注的试点项目。
汪大东创办的这家“胡姬花快餐厅”，无论投资规模，经营模式，还是来自于政策的扶植力度，那都不是一般性企业可比的。
首先，光从美国进口厨房设备，汪大东就花了二十万美元。
并且此后，他还得按照美国人的风格装修餐厅，按美国人的方式培训员工。
要算总账，他这银子花得那海了去了。
如果折合成人民币，前前后后至少也得投进去六七十万才勉强够用。
好在营业场所方面他倒是不用发愁，而且能够在这方面节省较大的一笔支出。
因为那是津门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免费提供的。
这家国营单位大方的把自己的职工食堂“贡献”了出来。
那是一个建筑面积四百平米的两层楼，地址相当理想。
就在劝业场辽宁路164号，津门最繁华的黄金地带。
说真的，真要是再结合起政府给予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来看，汪大东其实一点不亏。
因为在这样的年头，要不是有这样的合作伙伴。
就是他肯掏出一百万来，也找不着这么合适的经营场所。
与之类似，快餐厅另外一个合作伙伴也不是白拿分红的。
他们能够恰到好处的为汪大东解决聘请职工的相关问题。
由于津门的青年实业公司的职责就是专门负责安置待业青年的，这家公司手里拥有太多渴求工作的年轻人。
那么毋庸置疑，由他们代为出面招聘、选拔员工，所需成本，就远比汪大东预计的费用要低得多。
实际上，这家公司首批为快餐厅聘请的三十几名职工，月薪仅仅八十元而已，但素质却都十分出众。
因为那些青年男女全是从几百人里，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
不但身高容貌出众，学历也几乎都是高中以上。
而且全都认为能被天上掉下来的“美国派”砸中，是莫大的幸运。
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比珍惜这样的工作机会，百分百服从管理，干劲特别足。
总而言之，仅从这家快餐厅三方股东的基础构成来看，资金、场所、人员样样完备，构成了铁三角。
这就已经能称得上天时、地利、人和俱全了。
更何况对比津门传统餐饮业，汪大东带来的异国风味的食品，以及国际化的餐饮模式和经营方式，还有着难以匹敌的先进优势。
他们的买卖又怎么可能不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在缺乏对手的市场环境里大获成功？
这话并不过分。
因为我们不能不承认，此时全国的国营饭馆都有着极为相似的三大顽疾弊病。
一是价格高。
正经的一顿酒席能顶一般人小半个月工资。
二是服务态度不好。
服务员跟大爷的，全是一副爱吃不吃的态度。
三是饭馆少、顾客多。
往往真等吃上了，饭点儿也过了。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运营模式的快餐厅反过来也有拥有了三大优势。
首先，快餐快餐，顾名思义，就得快啊。
加工机械先进，生产过程快、服务效率高、菜品质量稳定。
顾客从点餐到就餐只需等上三、四分钟即可。
汪大东给餐厅定下的服务准则也是“快捷、廉美、亲切”。
店员统一服装，服务热情，要求礼貌用语。
开票的服务员全部用电子计算器算账，又快又准。
二是店面风格和用餐方式新颖。
比照着美式风格装修改造好的快餐厅，厨房在楼上，餐厅在楼下。
一共八十个座位，摆满一排排桔黄色座椅。
餐厅里光线柔和，常常播放背景音乐，还有洗手间，冷暖气机。
顾客进门需要先在楼下的柜台处排队点餐，再回到座位用餐。
甚至墙上还挂着一个霓虹灯小招牌，写着“我爱小费”四个字。
当然，这玩意的装饰意义肯定大于实际意义。
我们的国情，是没什么人真会因此慷慨解囊的。
三是价格适中，薄利多销。
汪大东充分考虑了大陆公民此时的消费能力，以及当时的津门还不具备做西餐条件的条件。
最终做出了暂时只提供简单的炸鸡块、几种三明治和汉堡包的决定。
这点可以说与宁卫民经营斋宫咖啡厅的策略不谋而合。
两三元一个的三明治、汉堡包套餐，或是三四元一份鸡块套餐，刚刚好够得上此时国人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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