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华夏历史上记载到：“董书恒用一篇文章号召（忽悠）了数十万华夏青年共赴西域，创造了华夏历史上移民实边的奇迹！”
而写这篇文章的魏玉祥也一举成名，以一个官员身份成为一个思想文化界的名人。
“戍卒精神”被广为传播，成为了历届守边战士的信条。
不仅仅在将士之间，在各行各业之中都开始学习“戍卒精神”。
董书恒将这个学习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他觉得华夏人的生活中需要融入更多的价值观，去丰富华夏精神。
董书恒一直以来做的改革举措，大多在政治上、经济上，像精神层面的改革，却一直没有尝试。
这次的事情，让董书恒认识到了可以从华夏的传统精神中去挖掘出新的东西。
将其总结出来，放入到当前的文化改革上来，也可以推动当前在全国开展的制度改革。
董书恒最近一段时间做的最多不是对新政府的宣传。
他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化解土地矛盾上。
华夏古代的封建王朝末期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土地矛盾问题。
董书恒研究过当前的满清状况，他觉得当前满清的主要矛盾依然还是土地茅盾。
外国势力目前对华夏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随着华夏政府执政之后，鸦片的输入被堵住，广大的内陆地区也没有开放，沿海的口岸成了仅剩的对外窗口。
所以外国势力目前还没有资格成为华夏的主要矛盾。
华夏国内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土地问题。
因为董书恒的出现，太平天国战争对华夏人口的影响减到了最小。当前华夏的人口依然接近四亿，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长。
满清一朝的耕地面积虽然达到了历史最高，而且高产的新作物也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但是这都不足以缓解土地的矛盾。
因为人口的增长远远快于粮食的增产。四亿人口依然大大超过了华夏历史上的任何朝代。
董书恒要想准备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任重而道远。
董书恒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重新分配了土地，他的移民政策就没有办法开展了。但是他出台了限制地租的法令，同时将农税改为征收粮食，在各地设置粮仓。
自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农税开始，百姓的农税改为缴纳银两，这让百姓不得不接受二次剥削，加速了自耕农的破产。
现在的华夏政府改革了商业税制，国库的白银大部分都是从商税获取，而且华夏还有很多的国属企业。有很多方式可以将白银回收到政府手中，加上华夏准备推出的货币改革，现在董书恒并不担心没有银子用。
所以，没必要在去从农税上抠。农税改为公粮，也能够将百姓地主手中的余粮集中的政府的手中，让政府掌握更多的资源，去对市场进行调控。
华夏的商税并不比满清高，但是更为细致。满清时的商税制度太过粗糙，而权柄都掌握在地方手中，很容易就会导致官商勾结。普通小商人被克以重税，层层盘剥，但是那些有背景的大商人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偷税漏税。
华夏的商税制度却是纵向的管理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国税。所有税收都归国家所有，地方的财政通过预算从国家获得资金。
得益于完善的银行制度，华夏才能够收回所有的财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超过了历史上的所有时期。
满清时期，要是这么做，光是款项的调拨就可以将朝廷给累垮。
华夏将税收工作委托于财政部下属的税务总局。
税务总局在全国建立一套纵向的税务系统。税务机关的管理完全纵向，跟地方官府没有任何关系。
税务机关甚至有自己的执法机构——税警队。这些税警都是从军队中退伍转业，战斗力一点都不弱。
税务机关统一管理各地的税收工作，但是他们并不管钱，税收统一由复兴银行管理。
与此同时，国属企业的盈利、关税、矿山森林等资源的出让金，国属土地的出让金等都由复兴银行管理。另外复兴银行还负责保管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
这构成了华夏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要说现在华夏境内最有钱的是谁？那么非复兴银行莫属了。但是复兴银行并没有进行经营活动的权力，他本质上还是一个政府机构。
然后，每年的预算出来之后，也由财政部整理出来交由复兴银行，由其统一拨付。复兴银行在各地都有分行。地方政府预算的钱都是从这里出来，包括官员的工资都是从账上划拨到他们各自在商业银行的工资账户。
预算执行监管机构负责跟进这些预算的使用情况。
而且董书恒规定，每个地方的预算必须要在年初的时候，在当地登报或者张榜公布给百姓。
这就最大的程度减少了地方官府贪腐的可能性。
比如地方官府准备今年修建一条道路，政府拨付了多少款项，那么在年初必须要公布出来，希望这条路修成的百姓必然会关注此事。那么地方官府想要偷工减料，将拨付的款项节省下来分掉，那么就要问这些百姓愿不愿意了。
这种预算制度，还可以控制政府的开支，比如我现在手中没有多少钱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跟地方上的官府提前打好招呼，大家今年的预算收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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