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对于鸦片的药用分析还谈不上，不过到了后世19世纪中期的研究发现，鸦片中含有的安那可汀对间歇性发热和疟疾有很好的临床效果；而这一不会成瘾的部分，在鸦片中的含量只有5%到6%左右。至于让人成瘾的吗啡，在这个时代的麻洼鸦片中，每一单位只有4.61%。
在一众英国人的闲聊中，便提到了印度人是如何消费鸦片的。这让赵新等人出乎意料，这个时代最大的鸦片消费群体不是中国人，居然是印度人。
只听希金斯介绍道：“印度各地都有鸦片嗜好者，不过北部要多于南部。像北部的孟加拉、拉吉普塔那、中印度、古吉拉特、旁遮普等都是消费大省。在拉吉普塔那人和旁遮普的锡克教徒中，吸食鸦片极为盛行。”
刘胜好奇的问道：“他们怎么吸食？用大烟枪吗？”
希金斯诧异的问道：“大烟枪？抱歉，我还从没听说过。印度人都是把鸦片做成小药丸或条块状，他们管这个叫‘阿布卡里’，要么直接吞服，要么就是和其他药物香料混合，做成一种叫‘巴拉古利’的小药丸。至于那些本地贵族，则是把鸦片混在饮料里饮用。”
“啊？”这下换成赵新三人懵圈了。
“先生们，其实印度人消费鸦片，无外乎三种目的。回教的律法里禁止饮酒，印度教也反对酗酒，婆罗门更被严格限制饮酒。所以禁酒的教义使得印度人在宗教庆典中通过鸦片替代酒精，以制造喜庆气氛。”
丁国峰问道：“希金斯先生，您刚才说三种，那其他的呢？”
马奎斯船长插嘴道：“药用，这个你们都知道了。最后一种就是谋杀或是自杀。印度人处死政敌，一般就会给对方一杯搀了鸦片的水，连续喝一段时间，对方就会变成白痴。”
“那么鸦片贸易呢？”赵新终于提出了他最为关心的问题。
拉维船长突然道：“赵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感兴趣。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最早将鸦片从果阿运到广州的，是葡萄牙人；之后还有荷兰人。我们现在每年跟清国的贸易里，鸦片只是很少一部分。伊丽莎号上除了那几十箱鸦片，还有糖、棉花、毛呢和印度出产的白铜。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卖给你一部分。”
赵新笑了笑，这话题不宜再提，于是几人又聊起了别的话题。
其实在场众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从明末到清代早期的鸦片贸易没有大规模兴起。这要归功于一个人，那就是郑成功！
17世纪中叶，当鸦片在东南亚开始传播、荷兰人疯狂开拓东南亚鸦片市场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明末清初的大变动时代。清军入关后，沿海各地的抗清武装节节败退。为封锁抗清武装登陆，满清发布了《迁海令》，基本断绝了国内同外部的贸易往来。
（记得在某部电影里，把《迁海令》说成是顺治支持郑成功复台才颁布的，实在不知是何居心！歌颂满清也不能胡说八道吧！）
当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驱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荷兰人。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鸦片在华的传播时间。而当1683年康熙解除海禁的时候，三藩之乱已平，台湾郑氏已降，国内政治局面趋于稳定，那些从爪哇回国的福建侨民便在这时带着鸦片回来了。
18 世纪初，吸食鸦片烟的方法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而鸦片烟的传播速度要快于吞食鸦片的传播速度，这既要归因于其更强的致瘾性，也归因于烟草吸食风气业已浓厚。
历史上，当雍正七年清廷正式颁布“禁烟”惩处条例时，每年通过广东进口的鸦片是200箱，也就是两万斤。按照当时流行的吞食法估算，最多也就够两万多人一年的服用量。
到了眼下的乾隆五十一年，鸦片每年进口的数量已经高涨到了两千多箱，可供近20多万人服用一年。自雍正七年以来，中国每年进口的的鸦片数量以4%的量级逐年递增，规模越来越大。只不过眼下满清的进出口贸易仍处于出超地位，而乾隆也好，一众官员也好，他们关心的只有银子赚进来多少，根本就没把鸦片当回事。
事实上本时代云南已经有苗民种罂粟，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热带雨林环境下的瘴疠。
不过赵新、刘胜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就在去年的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整个中国的鸦片吸食方式已经从吞服进入了大烟枪时代！
这一吸食方式的改变，也导致鸦片到岸价格从每斤1.3两白银猛涨到了2两白银，并且在此之后长期居高不下，使得往中国贩卖鸦片成为各国商人最赚钱的生意。
而刚刚抵达广州的刘铮，就亲眼目睹了这一变化。
话说刘铮一行三十三人，傍晚时分才从珠江上的码头登岸，之后又坐上蔡家的马车往十三行街赶去。从码头到十三行街的距离并不远，很快刘铮便看到了十三行街东侧的关栏。
此时华灯初上，从马车轿厢帘的缝隙看去，只见关栏内的大街上人头攒动，各家商馆内都是灯火辉煌。刘铮正说等马车走近再细看，打头的那辆马车却朝左一拐，很快就停在了一处西式外观的商馆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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