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众人听了，顿时面露愕然。清廷封锁关外消息，只说外夷入侵，盘踞白山黑水。大家虽然知道的消息不多，可也不是傻子。但北海镇到底是个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段玉裁拈着胡须道：“即便如此，也不过是王朝兴替，何谈千年未有之变？”
汪中道：“这也是汪某这次延请诸位的主要原因。如今北海镇武力太盛，千余人可破朝廷兵马万人而不伤分毫，然则其制度又是另起炉灶。中身在北海两年，所闻所见就是翻遍典籍也无先例。
如今那赵王数次讨伐倭国，朝野闻其名都是噤若寒蝉，不敢违逆。更有倭国伪儒，凭借西洋人之微末学识，纷纷投奔麾下效力。若是长此以往，等北海入关问鼎之日，便无我等士人存身之地了。”
众人听到汪中言之凿凿，笃定满清将亡，都是震惊不已。
江藩拱手道：“容甫前辈，北海镇究竟是何底细，能否给在座诸位讲讲呢？”
于是接下来，汪中用了差不多一个时辰，对众人细细讲述了他眼中北海镇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其间众人有时赞叹，有时不屑，有时抚掌击节，有时竟相顾悚然。
别看今天来的这些人一个个都跟田园隐士一般，其实都是有心功名，奈何就是时运不济。事实上汪中这次要是不写信召集，历史上到了后年洪亮吉就会高中榜眼。
话说在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中，“内圣”是修身，“齐家”只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础；而最高理想则是“治国”、“平天下”。
古代读书人参与实际政治的本身就是传统士人的政治理想之所在，这种参政行为不仅是一种功利行为，更多的则是因其与“内圣”联系在一起，是实现人生最高境界的途径。
儒家学说既是一套体系信仰，也是一套政治学说。而政治化的儒学为中国的君主统治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原始儒学也为士人阶层提供了通向官场之路的依据和终极的精神寄托。
洪亮吉越听眉头皱的越紧，虽然汪中讲了大铁船、高耸的烟囱、日夜不停的铁水、机械耕地等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新事物，可他还是敏锐的察觉到了北海镇的治政手段。
以机械代替人力耕种，导致大批农业人口放下农具进入工场和军队，虽然耸人听闻，但也可以理解。
然而政权下乡、从大字不识的农民中培养大批不懂儒学的底层事务性官员、不搞科举、不以儒家学问为教育核心、军人识字等等，都让他渐渐明白了汪中在担心什么。那位赵王把这套手段使得得心应手，一旦其问鼎登基，天下将变成何等模样？士人的存身之地何在？
想到这些，洪亮吉顿觉不寒而栗，额头上的汗珠唰的就冒了出来。
话说在传统的“士人政治”形态中，由于“士”和“大夫”是官僚的基本来源，因此“道统”与“政统”是一体的。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便会随即分离，作为载体的儒家就会跟政治脱离。而“四民政治”的解体对于所有士人而言，不啻于一场天崩地裂的灾难！
千万别以为士和知识分子没区别，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本质上是儒学政治的崩塌。士人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既要澄清天下，也要落实人心；而知识分子由于道政分离，某种程度上只能承担研究学术的责任。
后世的梁启超在写给儿女的信里，就展现了过渡时期士人与知识分子的心态异同。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
到最后他只能采取妥协的办法，就是对政治议而不参。根都没了，能不痛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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