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听了微微点头，回想台上那人手中的八角鼓模样确实如此。
徐大用道：“老董，你说那唱曲的是个旗人？怎么旗人都混到这份上了？这可是北京城，天子脚下啊！”
董掌柜笑道：“你可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徐大用摇头道：“呵呵，这话从何说起？我是真不知道。”
“要不是，”董掌柜说罢抬手指了指北边，接着道：“如今朝廷用兵，又让先前出旗的汉军回归八旗，钱粮开支暴涨。听说内务府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粮，只能发半数。如今旗人的生计也不好过，这才偷偷卖艺挣个仨瓜俩枣的。这事伯元兄应该清楚吧？”
阮元摇摇头道：“我天天忙着修书，内务府的事并不清楚。唉，想不到已经是如此局面！”
三人又云山雾罩的聊了一会，徐大用见时候差不多了，于是道：“伯元先生见谅，信看完了还请您还给我。赵王特意叮嘱，万事小心，以免给您惹祸。”
阮元微微点头，徐大用这才从怀里把信取出递了过去。等他打开一看，第一反应就是赵王殿这把字可真够烂的，也就是个童生的水平。可他不知道的是，赵新能写出这把字实属不易，他都断断续续的练了两年了。
赵新在信里上来就点明满清已经没几年可过了。他说别看乾隆调集十几万大军北上外蒙，又让阿桂统兵，对北海军而言，那就是盘儿菜，不出两个月就见分晓。
接着他又解释了自己不出兵切断漕运，或者从大沽口进兵的理由，一句话概括就是为了民生安定，避免各地因恐慌导致人祸，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赵新告诉阮元要早做打算，虽说士大夫有以“全节不贰为荣，以失节损誉为耻”的说法，但那也得分对谁。一个动不动就因言获罪，甚至连读书人骨头都给打断了的鞑虏政权是不值得效忠的；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你阮伯元在翰林院任职，所谓的“满汉一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比我更清楚。
乾隆一边耗费天下钱粮跟北海镇打仗，一边又耗费无数白银修圆明园，这些都是百姓的血汗，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让他一家一姓过的舒服，那些因灾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乃至被逼上绝路的老百姓怎么办？如今吏治腐败，根源就在乾隆身上。
最后他引用顾炎武的话做结尾：“昔者顾亭林有云，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
赵新为什么要拉拢阮元？阮元又为什么要见徐大用？这事还得从两年前大沽口那场谈判说起。
虽说阮元当时因为突然撞见死党江藩被吓了个魂不附体，可他全程参与了谈判。从那时起，他就看清了朝廷根本不是北海镇的对手，满人早晚都会被赶下皇帝宝座。如此一来，身为顾炎武一脉学问传承的阮元，便不自觉的冒出了“华夷之辩”的念头。
当初明清鼎革之际，从崇祯、弘光到隆武、永历这些亡国之君虽然个顶个的糊涂懦弱混蛋，可对于汉人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大夫来说，汉人皇帝掌天下之权乃是天经地义的事。皇帝不行那就换，大不了“易姓改号”；可满清来了那叫“率兽食人”，是亡天下。
虽然乾隆统治的这些年已经把自己推上了“治道合一”的制高点，以“儒者师”的形象再佐以文字狱，控制思想，让读书人丧失了“道统”的阐释权，可从明亡至今不过才一百五十年。当北海镇的战舰堵在大沽口逼着乾隆谈判的时候，当赵新和王远方两个人搅的扬州城天翻地覆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以汪中、焦循、钟怀、黄承吉等人在为北海镇效力的时候，汉人士大夫心中那“心不甘情不愿”的火苗开始死灰复燃。
以上这些情况，独断朝纲五十多年的乾隆其实是心知肚明的。自从赵新打出前明的旗号开始，他一直在关注着江南士绅阶层的动静。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乾隆不可能对汉人大开杀戒，否则就会把汉人推向对立的一面。
乾隆四十九年年底，就在阮元从天津回到京城的一个月后，他有天在逛完琉璃厂字画店回到家时，愕然发现怀里竟多出了一封信。等他好奇的打开一看，顿时被吓了个魂飞魄散，因为写信的人居然是已经投效了北海镇的汪中汪容甫。
汪中在信里先是祝贺阮元考中进士，夸奖了一番对方的才华，然后就借着阮元在翰林院编修《石渠宝笈》一事，转而提及了顾炎武当年写的《与叶讱庵书》，含沙射影的劝诫阮元不要给满清效力。
当年清廷开明史馆，想请顾炎武去任职，顾炎武听到消息，就写了这封信给正在京城作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叶讱庵，用他嗣母王夫人反清绝食而死之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言外之意就是老子不去，清廷要是敢逼我，我就遵从母亲的临终遗命，以身殉之！
接着汪中话锋一转，又向阮元大致讲述了在北海镇的所见所闻，狠狠的夸了赵新一通。说什么有天纵之资，不输唐宗宋祖。自逆势于东北举兵反清以来，处处以民生为先，实乃古今异数。总之话里话外都是劝阮元别给满清干了，快带着家小来投靠北海镇。阮元看完信，二话不说就给烧了，不过他并没有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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