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获取财源，直接管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重要金银矿山，对于非直接管辖的金银矿山，则对其征收高额的“运上金”（相当于矿产资源税），以此控制铸币的原材料；
二，任用后藤家族（后藤家族是当时日本着名的金匠家族，在室町幕府时期为幕府御用金匠）为负责人，为其专门铸造“天正大判”金币
注：“天正”是年号，“大判”才是正式名称，加上“天正”二字作前缀是为了和其他大判金币相区分；
三，任用汤浅作兵卫（后改名为大黑常是，当时着名的银匠商人）为负责人，并设立“常是所”作为铸币机构，专门为其铸造“大黑极印”丁银
丁银是指一种长条状的银铸币，当时日本社会上流通的长条状丁银有好几种，“大黑极印”只是其中之一；
四，下令铸造了其他几种金银铸币，如“天正通宝”金钱和银钱、文禄通宝银钱、博多御公用银等，并规定了所有货币之间的官方兑换比例。
秀吉这么做就好似后世发货币，铜钱类似“分”以文为单位，不同规制的金银好比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和百元大钞，使得日本的金融体系有了建立的雏形。
尽管丰臣秀吉确实完成了日本的全国政权及版图统一，但或许还是其时代局限性的问题，其确实采取的与货币相关的举措，但是历史上秀吉的改革并不透彻，并没有起到统一币制的作用。
因为他并没有对货币的铸造、发行、流通制定统一化的政令，而仅仅只是控制了金银矿原材料，以及铸造了几种新货币。
而且这几种新货币一般都是用于赏赐将士或军费支出，铸造量也很少，其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作为货币通行于市面。
最为关键的就是秀吉对铸币权并没有收紧，毛利、岛津、德川、伊达、最上、上杉等大名都有铸币特许，全国各地的铜钱依旧纷乱不堪。
自古以来铸币都是一门赚钱的生意，在金银铜中掺入不同比例的其他金属，以赚取一定利差，其中何止是暴利可以言说的。
秀家现在获得了别子铜矿的铸币特许，有织田信长前车之鉴在前自然不会傻乎乎去做凯子，平白无故的铸出好钱给那些铸恶钱的大名吸血。
甚至秀家这边开采的铜矿都不一定会在日本进行交易，秀家开采别子铜的目的是转运至大明和官方交易铜币，再用这些铜币在本土采买丝绸、瓷器、人参等日本没有的商品，带回日本进行销售。
铸币的利润最多也就是2倍而已，可是渡海商贸的利润何止5倍。
大明本土过去是不缺铜的，但是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地主乡绅，总喜欢将这些不容易腐蚀的东西待到下面去，千百年间大明本土的铜矿大都开采枯竭，以至于市面上铜币的流通性不足。
张居正时候曾经想要以银代铜进行改革，可是平头百姓一年到头都攒不下1两银子，还是铜币更加实用，因此在明国的铜币的购买力是很高的。
明朝此时主要的产铜都来自云南，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才能运到京师，可以说明朝对于铜锭的需求是很高的。
秀家完全可以将铜锭运抵宁波和当地官员进行交易，对于本地官员来说这本就是一笔政绩，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秀家确实没有对明勘合贸易的朱印状，常理来说连宁波靠港都不可能。
但是秀家并不担心此事，如果明国官方对于朱印状这么认真的话，就不会出现大内、细川家船队在宁波发生的惨案了。
秀家所携带的可是能称为政绩铜锭，一般这么大数目的铜锭必定上大天听，到时候专门给宇喜多家办法朱印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
但是秀家这边也有风险，毕竟对明的勘合贸易被秀吉赐予了松浦家特许，秀家如果贸然派船队前去难免不会被松浦家撞到。
好在秀家过去对明贸易一直有一个代理人，那就是盘踞在九州五岛的倭寇头领李旦。
毕竟的明人出身，虽说由于某些原因委身事贼，现在还做到了东海、黄海的霸主，但是秀才出身的李旦对明朝还是有一个向往之心。
不然他的土地郑芝龙也不会为了明朝的领土完整和荷兰开战并收复湾湾了。
虽说和李旦交易必然会被他从中抽取部分离任，但是毕竟人家现在船队纵横两海，秀家想要贸然前往明国还没有这个实力。
而且与明朝官方的交易还是得看李旦，由他出面秀家这一船铜锭才不至于被当地势力黑吃黑了。
对于李旦而言，他现在虽然在江浙两省有些身份，但是毕竟官方的身份是朝廷通缉的要犯，他迫切的需要一个机会洗白自己，让自己堂堂正正的行走在大明的土地上。
而秀家给他的铜锭就是很好的机会，由他出面换取朝廷的特许身份，自己也顺势换取一个官身，也算是卖给他一个人情，想来在对秀家的抽水上面不会太过厉害。
想明白这一切之后，秀家就及时书信一份，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书写在上面让长船贞亲转交给李旦那边的明商，由他代为转交。
秀家特别交代给长船贞亲，关于铸币的事情明面上不能落下，毕竟这也是在为后续统一全国铜币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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