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就知道了他这么说的缘由了。
阻力最大的天南本地固然是平定无疑，尘埃落定了，但是在捎带大海彼岸的安远州那里，却出了严重的意外和纰漏。
另一只武装加强过的偏师，一万多名精锐的拱卫军，在右威卫将军高浑率领下，护送枢密都承旨王诜，成功强势登陆大沙港城，深入安远州城下之后，居然就这么全军覆没了。
朝廷的权威和号令，在一个地方接连栽倒两次，所谓朝野震动，舆情哗然莫过于此，因此尚有余力的天南讨逆军，在完成了使命之后，又要扮演起某种救火队和善后的角色了。
正所谓所谓兵疲师老，又新遭大创，前方功劳的赏赐，也还没有得到，因此除了口号喊得响亮，胸口拍的干脆，具体到了底下，各部都有推诿、拖沓之意。
却是谁也不愿意去做，这个替人搽屁股而吃力不讨好的勾当，现成的功劳还没到变成实质的好处不说，万一有所闪失，那是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人手折损不说，连带之前好容易拼出来的名声和功劳，却要搭进去，怎么看也是得不偿失的勾当。
更何况，安远州虽然于天南之地，不过是一海之隔，但却属于西海道的下辖，而非本土七道的安南道，无论是风物民情，政治格局，都大相径庭，前者乃是全部编户齐民，高度郡县化的本土腹地，后者则是拥有大量老牌大小海藩分封的外洲大岛。
东西两海道，就是为了管理这些外洲大岛之上，众多海藩土领和经营对外开拓，而专门设置的，在位格上更高于陆地七道的都督和都护们。
而东海道诸岛洲的开发最早，也最成熟，因此东海道官府军民的主要对手，除了大陆沿岸的北朝兵马之外，就是那些除了野蛮彪悍，没有其他优势的山夷土蛮。
周边的势力也主要是那些历来亲熟的臣藩属国，自古以来就是传统意义上天朝文化圈的熏陶之下内，拥有成熟的藩贡体系，因此就算大量内附和分封之后，国人和土户的稳定性和向心力，也要好的多，几乎没有语言文字不通之虞。
而西海道的情况则要复杂的多，从开拓之初，就要对面的是来诸多强大外夷番邦的势力和影响，更多说多如牛毛的宗教、民族和风土人情，以及大大小小存在日久的土著政权。
虽然很早就被一一征服和攻灭，变成国朝直领的州县，或是有限自治的臣藩之属，但是那些藏匿在庞大土族人口中，那些不甘失败的各种故国残党，还是会继续勾结内陆深处那些蛮荒不化之地的土著，时不时得起来作乱犯境。
因此在早起的军事征服和平底之余，就是用大量就地赐土和分封将士，来酬赏功劳的，这些就地受土的将士，也演变成当地众多国人家族的起源。
而在南朝建立之后，功臣、重臣和宗戚之属，都会优先分封于西海道，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因此西海道之多岛洲之上，最常见与直领州县并立的大小分藩。
自从永嘉大进军的惨痛失利后，这原本颇有矛盾和竞对的新旧藩领，就开始两厢合流，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是国朝最保守，又是最激进的势力。
他们虽然同样世系相承的是华夏衣冠礼仪，用的是故国的语言文字，自认为天朝子民，但对于光复岭内乃至中原故土的北伐大业，却是缺少兴趣，而在对外征服那些外夷土蛮，夺取更多的田土户口，为国人的对外殖民，争取更大生存空间上，却有一种时代相承的偏执和狂热。
相对于东海道那些，政治立场更倾向于大陆派，或则说是北伐派，东人党的诸侯海藩，
他们也是朝中所谓“西党”的政治基础和根本来源。然后其中相当部分势力，又和东海道的海藩诸侯，构成了朝中与本土的所谓“陆派”相对应的“海派”。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海道深受故国熏陶，开化度高，人文物产更胜一筹，。而西海道则以民风彪悍，版图广阔上更胜一筹。
理论上西海道的势力范围，从印度半岛一直到波斯海——红海沿岸，乃至在外昆仑海的南部善洲（东非沿岸），拥有自己的殖民港口和贸易据点，更别说作为长期渗透和经营的重要藩属，南部膳洲的东南大岛——马佳洲，以及长期往来的南昆仑诸国。
而本土七道，则构成了以梁氏幕府、朝廷二元化为主的，南朝核心政治力量的基本盘，也是制御两海道诸藩外属，附国臣庸的根本所在。
南朝号称八十万驻屯军，其中近半归于两海道，其中又侧重于西海道，很有些知名善战的劲旅番号，拥有五路招讨行司之一的西昆仑总管路，以及相对应的西洲都护府。
大司徒马扩及其族人，便是这些西海路中诸多政治派系的主要代表和重要领头人物，只是大梁开国百多年来，西海道虽然出过一些桀骜不驯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骚动变乱，但是作为前任朝廷重臣，公然拉起反旗对抗大梁中枢，却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不由人不得不疑虑纷纷，传言四起。
更别说这些人精一般的军使、镇将们，所谓上窜下跳各逞其能的撇清手段，所谓众所一心，就算是身为五军正帅的刘绍能，亦是无法独善其身，因此最后采用了一个折中妥协到各方都能勉强接受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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