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一次的楚明堂的托转求情，又拿到了具体产业的文契之后。就像是启动了某种开端，而令我家再次变得门庭若市起来，
各色方式上门投献和拉交情的商人，与各种渠道毛遂自荐的学子、士人，几乎是络绎不绝出现在我家的门房内外。
其中很多都是七拐八弯攀上罗氏的海藩商家背景，大都是希望将产业有偿的投寄在我的名下，好进行合理的避税和减少官面上的烦扰。
因此，只要我愿意的话，就可以平白享受他们提供干股的利润和分红，而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与本钱。当然，通常情况下这些投献之辈，都被先筛选和甄别一遍，然后按照实绩的需要，在推到婆罗洲会馆那边去，而不与本家直接产生干系。
名面上的理由是爱惜羽毛，重视本家的信誉和名声着想，实际上则是为了保证核心产业的纯洁性和相对封闭的内部体系。毕竟我正在进行抽空和转移产能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原本在京大、京武两学，费了老大功夫推介和招揽，才弄到一些诸如农学院，物化院之类偏科冷门，或是商事、藩务院之类良秀不齐，已经流于大众的生员。
但是自从我这次回来之后，没有这么宣传和号召，只是在拜访两学的时候口头上放了个风，就也就是响应者云集了。除了天之骄子的政经两院之外，就连号称大多数仕官摇篮的京大文学院，以及京武正科的经制、参谋、淄务等诸学，都有人把简历和相应文章，直接发到我家来。
我后来才知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朝新败之后，连带影响到两学生员的就业形势严峻而竞争激烈。原本对口接收和实习的许多建制和番号覆灭在北伐之中，而断了许多人的出路；
而预定颇受期待的岭外放官指标，则因为北伐失利而严重缩水，还被那些豪门权宦富商，给瓜分占用了七七八八。就算考上了科举获得了出身，也只能先从无关紧要的闲散小官做起，慢慢的堪磨着资历。
而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之前以姚平仲为首那十几名两学生员，所带来的无形示范效应。毕竟，其中成就最高的姚平仲，都已经做到了一州团练使，从六品下的职阶，而成就吊尾的最不济也是个实任的权县尉。
她们都是一水流内品官的出身，既不需要走通常的科道试举，也不需要考揭放官，连堪磨之期都省俭了。这可是比任何夸夸其谈和赌誓保证，更有说服力的事实和依据。
因此，夹杂在其中上门投帖的，甚至还有些广府本地的中下层官员和一些候任的官身，广府本地历来是以官多缺少，各种人浮于事而亢职咄咄，号称“门荫满街走，候补多如狗”。
而在淮东的六州治下虽然多数正任官、亲民官，虽然大都被江宁行在，给指名遥领就任了，但是各级行政架构中，具体事务性的佐副职位，还是落下不少的空缺，也正好在我的举荐和直授的范畴之内。
甚至因此出现了，打着暗通我家门路的旗号，而私底下招摇撞骗的事迹，虽然很快就伯符抓住尾迹，而带人被找上门去，在裹卷潜逃之前被全数装进麻袋捆上石头，投进小江里种了荷花，但还是造成了某种负面的影响和风波。
这就是权势与地位带来的具体而显著的变化。而拥有足够的附庸和外围，这也是一个新兴门阀所具有的最基本条件。
但我更多的时间，则是和谜样生物凑在一起讨论和完善，日后的发展理念和长期贯彻的军队思想体系，以及后续的统治理论建设。
毕竟，作为一个野心具著的潜在藩镇，麾下的军队如果没有自己特色的理念，以及可以初步自洽的思维体系的话，那也不过是像晚清的新军一般下场和趋势。
筚路蓝缕的辛苦忙活一场，最终也没能达成基本初衷，反倒是在体制内培养出，无数的野心家和异己分子，而一切给他人做嫁衣而已。
比如当初的北洋六镇的选兵标准是：必须家庭清白，年纪在十八九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长四尺八寸；这些人必须没有恶习，没有疾病。
并且鼓励秀才从军，士兵粗通文意者，口粮照头目例，起薪5两白银，如果可以做到了步兵营文案一个月可以拿22两白银。这对于寒门子弟来说诱惑力非常之大。
但是这些受过严格训练且按照近代一流标准的投入，甚至拥有小学、中学、军官等三级军事教育部门，总开支已达白银5400多万两，
号称“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的各镇新军，对于即将覆亡的满清王朝来说，并没有什么卵用。
结果待到武昌枪声一响，大家都迫不及待的起来，打出各种旗号割据一方，摇身一变做了满清的掘墓人。
另一些时间，我则和妹妹璐璐在一起，检视和评定她所监管的科研项目。我留下的各种项研究方向，其中大多仍旧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毕竟起步和经营的时间太短，就算有明确的方向和指导，也无法跳过复杂而精密的试验和应用过程，一步到位，就算少数有所成果，也只能作为科技树积累和下一个方向的前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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