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张飞为了稳定东三郡，将当地豪强申氏兄弟一并带来，这毕竟是权宜之计。
东三郡一下少了两个太守，终归对发展当地民生不利。
刘备发出命令之后，张飞立马出班领命。
只是在张飞离去前，刘备特地再次对张飞嘱咐道：“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
“莫要再犯！”
刘备善于知人，他深知关羽与张飞虽然都是一时名将，但两人的性格都有着缺点。
关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此次荆州之难，虽说大多原因在于孙权，但关羽的性格亦是一种诱因。
所以如今在面对张飞临去之前，刘备特意对其嘱咐。
面对刘备的劝诫，张飞脸有动容，而后对着刘备一拜离去。
刘备的类似劝诫不知道对张飞说过多少次了，但张飞却总是不改。
对于这点，刘备也颇为无可奈何。
在安排了东三郡的事务之后，刘备便没有再下命令。
毕竟对面的十万魏军未撤，他不可能将兵马抽调太多离开。
这时马良出拜对刘备言道：“若两方罢兵，那我军所俘虏的魏军该如何处置？”
马良此言一出，刘备的脸上亦浮现了难色。
本来按常理来说，俘虏的士卒如果是青壮，那么便可以打乱编入己方大军中，若是老弱，便迁入人口稀簿地区进行开垦荒田。
但这种方法，可以对吴军如此，对一部分魏军却没办法。
因为曹魏的军制内容中有一项创新式的发明，那便是“错役制。”
建安初年，曹操为了防止士卒背叛并且加强对兵权的控制，故而在新征服地区及边要地区，采取力役交错政策。
丁夫不从本地征发，而远从他处调遣;兵役亦如之，兵士必与其室家所在地隔开。
即所谓“人役户居各在一方”，时称“错役”。旨在防止合家逃亡、叛变。
这个举措很不通情理，却很好的预防了士卒的叛逃。
历史上，夏侯霸投降季汉之时，以他的身份，竟然没带走多少士卒跟随他。
再比如“淮南三叛”中的毋丘俭时，在寿春叛乱过程中，大多士兵不想与他一起叛乱。
再有，后来钟会在姜维的怂恿下想自立蜀中。谁知，还没有成功的钟会就被属下杀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从这三个典型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出，因这三人的才干，竟然都无法鼓动麾下士卒与彼等共同进退。
当然，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各方面的原因导致，但从以上三个例子中，亦可足可体现错役制的作用。
更何况在建安十六年前后，曹操更加重了对叛逃士卒的处罚措施。
例如从先前的单单考竟士卒妻子，变成了对叛卒的父母，兄弟，妻子尽杀之。
建安二十年之后，曹操甚至还打算加重处罚，“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对整个叛逃士卒的军队进行株连。
在这种种的高压处罚措施之下，投降的这数万魏军很难收归己用。
恐怕一放出来，这些人就因为担心家人，全跑回北方了。
这也是当初糜旸哪怕招蛮兵，也不用那些魏军降兵的缘故。
哪怕以重利相诱，面对家人的安危，大部分魏军士卒肯定是心心念念想回到北方的。
甚至当初如果将魏军降兵放出来，要是于禁利用魏军降兵的逃归心理，来个反戈一击，那糜旸就成钟会第二了。
这也是刘备面露难色的原因。
因为与曹操一方长期敌对，所以帐中诸臣都对曹魏的错役制十分了解。
当马良问及魏军俘虏该如何处置之后，众人都知道马良是在担心错役制。
白白放走是不可能的，那不是在加强魏军的实力吗？
但如果不能收归己用，一直关着他们也不是办法吧。
有一种好办法，可以解决这种顾虑。
那就是宁杀错，莫放过，将那些在家属、籍贯在河北的魏军尽数诛杀，留下的自然是可用的了。
但这种办法没有人会提，毕竟以刘备的性格，不可能会去做如此残忍的事。
就在帐中诸臣尽皆为难的时候，糜旸却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糜旸出言对刘备进言道：“臣记得当年曹操亦俘获了不少荆州民众，前往汝颖附近屯田。”
“如今大王所虑者无非魏军降卒念及亲人安危，不能尽心为我军所用，后期逃回北方。”
“但同样的，当年曹操从我荆州中所掳走的众多民众，他们当然也会思乡情切。”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因思乡之请，因念家之情，那些民众在汝颖等郡想来亦不会安分。”
“既如此，大王何不与遣使与曹操商议，我军可以部分魏军降卒，与其交换当年被从荆州迁走的百姓。”
“如此一来，魏军降卒的事好解决，而且荆州的人口之数亦可以得到补充。”
在中国古代，人们的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只有遇到严重的天灾人祸，在本地实在没有出路了，人们才会被迫背井离乡，骨肉分离。
否则只要有一丝希望，人们还是会留在故土。
留恋故乡是所有人共同的情感，亦是人之本性的心理诉求。
建安十四年时，曹操为了防备孙权，打算强制迁徙淮南民众，蒋济就因这事劝谏过曹操。
但曹操不听，仍然决定强制迁移江淮民众，结果江淮十余万百姓因为受惊吓逃到东吴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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