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现在的确是给顾秉谦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难题。
也难怪张维贤那么自信，顾秉谦会具名，会替代韦宝上这道奏本。
天启崇祯两朝的国家税收，到底是多少，本身就是个迷。
后世没有任何文献能够完整反应天启、崇祯两朝一年具体财政收入及支出数字。
明代堪称完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数字，也仅仅是万历六年的。
茶税改完是海关税，自隆庆开禁以来，无论白银流入还是财政税收，都成了朝廷重要的收入来源。
隆庆开禁以来，海关税成为朝廷重要收入来源。
万历六年，全国财政收入全部折银，共18100167.73两。
其中田赋共16197189.70两，占比89.49%；钞关402308两，占比2.22%。
那万历年间的海关税有多少呢？
福建：《东西洋考》：“本府军需往往告匮，即隆庆间开设舶税，仅数千金，万历间增至万两，以此佐之，犹且不敷，动请司饷济急，往牒具在也。迨十三年增税至二万余。”
才二万两，连田赋的零头都比不上。
广东：《广东赋役全书》：夷舶饷原额银二万六千两，续因缺额太多，万历三十四年该司道详议两院会提，准允减四千两，尚实额二万二千两。
海关税收连田赋收入的零头都不上。
在魏公公治理下，又拖欠了不少银子。
嘉靖十八年以后，明廷就裁撤了全国绝大部分镇守太监，仅留南京、凤阳、承天、太和山等地的守备太监。
天启六年，明熹宗高举“成祖旧制”的大旗再度派遣内官镇守地方，当时有镇守太监的分别是辽东、山海、蓟镇、宣大、山西、皮岛。
但明熹宗的这一决定遭到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王绍徽等人的激烈反对。
魏公公忠诚的干将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王绍徽也是东林党吗？他们都是阉党。
韦宝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李自成可以推倒明朝，为什么太平天国不能推倒清朝？
同样都是王朝末期，清朝末期更加腐朽，太平天国农民军也比李自成农民军厉害，为什么太平天国没能推翻清政府。
17世纪的哈布斯堡相比19世纪的列强是废物。
既没有派出理财专家帮助大明打理市舶司，监督大明按章收税，也没有以无敌舰队为后盾派特使深入内地，警告张献忠泥腿子不得进入武汉三镇这种通商口岸。
也没有出动海军陆战队武装保卫江南，保住大明的钱袋子。
更没有让三十年战争后的老兵、浪人下岗再就业，华伦斯坦在大明兼任剿匪总兵官，军事顾问，直接插手军队的指挥和训练。
太平天国的失败固然自己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如果认为洋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重要，那也是不对的。
天京事变固然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有毁灭性的打击，但二鸦造成的咸丰北狩同样对清廷的威信打击巨大，连留在北京的文武高官私下和英法使节沟通时对前途都不看好，那段时间曾国藩的举止也十分微妙。
这个时候外国列强的态度就成了上了秤的砝码。
因此虽然民间乃至下议院对太平天国持同情态度的不乏其人，但保守党控制的上议院最终还是选择帮助清廷渡过危机，采取了叫停和天平天国的外交接触，警告太平天国不得进攻通商口岸，勒令本国商人不得和天平天国贸易，帮助清廷运送军队，出动军事顾问协助清廷训练军队，乃至在江南地区亲自下场和李秀成大战等举措。
考虑到当时的投送能力，这基本就是列强干涉的极限了。
因此教科书上说太平天国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并非虚言。
就明清自身来讲，末期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差不多，都是人口超过了土地承载力的极限，只不过明是陕西人口先超过了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清则是两广地区的人口由于一鸦的影响率先进入极限。
差异主要在这么几个方面。
明吸取唐的教训，镇压农民起义时不放开团练，这就导致应对起义的弹性很差，一旦中央军团灭就是血崩。
而清吸取明的教训，在嫡系八旗被一路暴打后最终决心放开团练，太平天国除了要和八旗大战外，还要和组织起来的各路土豪凝结核比如湘军血战，华夏处处都是武德高地。
太平天国最初起势一日千里时，政策过于激进，基本没有给士绅留出足够的合作空间，再被曾剃头卫道除魔一带，基本是势同水火。
中期在天京好不容易搞出了个正式政府的架子，天京事变自己一波搞废。
后期逐步转为民族主义宣传后，在和地方士绅的合作上有一定进步，但是洋人强势支持清廷的态度很难让他们下决心上天国船。
总得来说，在争取士绅支持上做得不好。
大顺在这方面做的行不行，智者见智，但其实还行，大顺的口号并没有脱出传统改朝换代那一套，襄阳建制后在招揽地方士绅上总体做的还可以。
甲申年的崩溃与其说是考掠不如说是战略上的决策失误。
毕竟伴随着的对复社在京青年才俊的招揽工作成效很大，连复社头面人物周钟都为大顺起草南征檄文，说煤山战神是“暴比桀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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