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香港待了其实没几天，但是我却觉得过了好久。
也许是秦伯对我们的压力太大了，或者，我不想去面对李隆春。尽管他每一次都是日理万机的样子，跟我的交流并不多，但是，他是一个对儿子有着默默关怀的父亲，而我，却欺骗了他。尽管我的欺骗是善意的谎言，然而，无法知道事情的最后答案，对于他来说是幸福呢，还是苦楚？
我不知道，杂毛小道也不知道，人性是这世间最复杂的东西，我们无法做得最好。
只能让事情朝我们想象中“皆大欢喜”的方向，去发展。
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后续，居然脱离了我们预料的轨道，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现在我想起来，总感觉那是我这半辈子所做的抉择中，最不理智、也是最愚蠢的决定之一。然而，这世间的事情，哪有那么多的“早知道”？
若有，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一系列事情了。
当然，这是后话。
过了罗湖关口，我们又在鹏市玩了一天。
我曾经在鹏市的关外待过几个月，在那座城市里也有好几个朋友，不时常联系，但是总也不陌生，是那种偶尔想起来，会心一笑的那种朋友。既然来到了鹏市，又有闲暇，作为朋友（曾经的工友），自然是应该多走动的。
我翻起了通讯录，拨打了电话，第一个是空号，第二个却接通了，聊了几句，他很热情，说另外一个朋友也跟他在一起，他们在宝安区这边，让我过去，请我吃饭。
这朋友是我之前提过的那家台资小工厂结识的，当时我是品质课的副课长，他是我手下的领班，而另外一个朋友，则是工艺技术课的技术员。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是下了班我们一直玩得很好，是朋友，上班则是我最得力的助手，用现在的话说，叫作铁杆。只可惜，那家小电子厂的薪资待遇十分低，他的基本工资在04年的时候只有450元，根本存不到什么钱，先我一步离开了。
人生总是有这么多悲欢离合，我后来离开了那家小厂，但是跟原来几个玩得好的工友，一直都保持联系。直到最近，事情太多了，才淡了下来。他现在在宝安一家大型的台资企业，做一个普通的产线员工（这家企业后来以代工苹果手机而出名，10年5月出的那次事件，我和杂毛小道也有所参与，有机会讲一讲），薪资待遇普遍高于周边的工厂，福利也好，就是管理十分严格，僵硬的军事化。
我和杂毛小道是早上11点过关口的，乘车到宝安花了一个多小时。
那个朋友上早班，请不到假，只有等他下午五点半下班才能见面。于是我们便在他们工业园区外面找了一家商务酒店，开房，然后把行李和在香港买的一堆零碎放下，又宝安区逛了一下午，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接到朋友电话，让我在园区门口等他。
大概六点二十分，我终于在人流攒动的厂门口，见到了我这个朋友。
他叫刘昌培，我们通常叫他阿培，比我大五岁，河南人，跟小美是一个地方的。个儿很高，有一米八五，样子倒是没有怎么变，就是长黑了，颔下有细细密密的胡须。老友见面，我和他紧紧地抱在一起，相互地擂胸。他长得粗犷，心思却是极敏感的，抱一会后，我居然发现他眼角闪着泪光。
见到杂毛小道也在，他有点不好意思，擦着眼角，说带了朋友来啊，见笑了啊。我帮杂毛小道和阿培相互作了介绍，都是朋友，杂毛小道又是个自来熟的人，聊了几句就热络了。
阿培说走，去吃饭，咱们多久没有见面了，得好好喝一顿酒先，不然不亲热。他又告诉我，说孔阳也下班了，跟他女朋友请假之后，一会儿再过来。孔阳是那个工艺技术课的技术员，以前我们在一起打工的时候，常常在网吧一起玩即时射击游戏CS，他最厉害。
我说干嘛不叫他女朋友一起来呢，我也认识一下弟妹。
阿培说孔阳不敢，想当年在先进（我们打工的那家电子厂）里面的妹子，个个都暗恋你，遭女孩子喜欢得很，到时候“弟妹变大嫂”了，岂不是连哭都没地方哭去？杂毛小道讶然地看着我，似笑非笑，我则一脸尴尬地说那时候不懂事，现在好了，改信佛了，吃素。
阿培耸了耸肩膀，说，切，谁信你，狗还能够改得了吃屎？
杂毛小道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挤眉弄眼，说原来我们是同一类人啊，怪不得咱们那么投缘呢。跟阿陪说笑着，又回忆起了当年一起打工的岁月。那是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经历，没有打过工的人，是不能体会的。那个时候，我辗转流浪到了江城西区一家偏僻的小电子厂，身上只有二十多块钱了，不敢用，每天吃一块钱的肠粉，大冬天，没有发工资，住宿舍里连个席子都没有，铺着报纸、枕着衣服睡觉。
后来还是阿陪借了钱给我，才在发工资之前，买了被褥和席子。
所以我总是忍不住劝解学生党人，要努力，考上大学，或者学习技能，不要对外面的生活太向往。
很多苦楚，没有经历过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到的。
阿培带着我们来到附近的一个大排档，点了一锅烤活鱼，和几个小菜。阿培问我喝什么酒，我说随便，他说啤酒吧，大夏天，啤酒清爽，然后一连叫了一件啤酒过来。烤鱼大概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先等，阿培点燃一根烟，是比较差的那种，三块一包的。他深吸了一口烟，说陆左，怎么想着过这边来了，你……还是在东官厚街那边开饰品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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