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隆武帝行在。
新年即将来到，隆武四年眼看就要变成历史，对隆武帝来说，这一年来只能说喜忧参半，却并非一帆风顺。
喜事很多，数不胜数，从军事、外交、内政几个大的方面来说，都有长足的进展。
战争时期，军事问题最重要，南明不但打赢了至关重要的湖广会战，还促成江西金声桓反正，福建的郑成功也初步打开了局面，朝廷大军的脚步已经踏进四川……自隆武帝登基以来，朝廷第一次摆脱了风雨飘摇的困境，有了一定的战略纵深和自保能力，和清军作战的时候有胜有负，不再是望风而逃，只挨打不还手。
外交方面也搞得不错，经过艰苦的拉锯式谈判，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领导的大西军终于向朝廷表示归顺，张献忠创立的大西政权宣告寿终正寝，南方各省在形式上实现统一。除此之外，陕西的贺珍被吴三桂打败之后，也接受了南明朝廷的招安，退至汉中秦岭一带继续抗清，除了鲁王朱以海之外，大部分抗清力量都奉隆武朝廷为正统。
内政方面，一开始也搞得不错。
隆武帝移驾桂林，无疑是一招好棋，不但消除了桂王朱由榔这个不安定因素，还顺势控制了广西全省，再加上湖广何腾蛟倒台，隆武朝廷已经控制了南方的大部分省份。
湖广会战取胜之后，隆武帝趁势大力推行新政，开发两广、减租减息、清查盐政、整顿吏治等等，一时间雷厉风行，官场风气为之一新，颇有些朝气蓬勃，百废俱兴的感觉。
隆武朝廷虽然以大明的正统继承人自居，但包括隆武帝在内，朝廷上下也不得不承认，昔日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在崇祯帝自尽的时候就已经崩溃了，现在的隆武朝廷，和南宋时期倒有几分类似。
甲申之变刚刚过去五年，亡国之殇还深深刻在每个人的心头，有识之士都在进行反思，大明王朝为什么会灭亡，有什么办法才能避免隆武朝廷重蹈覆辙——所以，隆武新政推行之初，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户枢不蠹、谋变求新的呼声非常高，反过来也极大地促进了隆武帝的信心，推行新政的力度不断加大。
但是，随着新政的推行，遇到的阻力也在迅速变大，反弹越来越激烈，从暗流涌动很快变为满城风雨，朝廷内部的斗争迅速激化，矛头甚至直指隆武帝本人，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共患难易，共富贵难，隆武朝廷原来朝不保夕，无论东林党、南党还是楚勋集团，大家基本上都能精诚团结，一起努力渡过难关，现在没过几天好日子，利益分配就成了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推行新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隆武帝同时推行减租减息、清查盐政、整顿吏治，步子又迈得过快，一下子把士绅地主和勋贵官员全都得罪了。
无论南党还是东林党，突然都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新政，平常不理政务的藩王公侯，也都旗帜鲜明的站在他们一边，如果没有楚勋集团的支持，隆武新政早就半途而废了。
隆武帝对此感到非常失望，甚至有些灰心。
何吾驺、郭维经、苏观生……，这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吕大器这些东林党人也算待他们不薄，现在竟然都和自己作对，只要是有关新政的问题，随便一件小事都会吵得天翻地覆，软磨硬顶，就是让你搞不下去。
谁是忠臣？谁是奸臣？隆武帝算是看明白了，何吾驺、吕大器这些人和汪克凡一样，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皇帝并非永远一条心，真正说得上忠臣的，还得是庞天寿这样的天子家奴，或者是马吉祥这样的锦衣卫忠犬。
“难怪列祖列宗先后开设东厂西厂，又大力提携内庭，说来说去，都是外人靠不住啊！朕的身边若是也有一个魏忠贤，还怕他们闹成这样？”隆武帝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天启皇帝重用魏忠贤，自有他的道理。
可是像魏忠贤这样的人，自有他的独到之处，换成王忠贤、李忠贤都不灵，隆武帝仓促之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腊月二十七这天早上，是年前的最后一次大朝会，然后就要过年了。皇帝和文武百官过年的时候相对轻松一些，除了一些必要的典礼仪式，不用处理日常政务。
但是这些典礼仪式非常繁琐，祭天祭地祭祖宗，绝不能违背礼制，国家又处于非常时期，没有定例可循，所以要在最后一次朝会上进行商议。
没想到的是，朝会刚刚开始，就被首辅何吾驺带的跑题了。
讨论过年的各种安排，大家虽然有些争论，气氛还算融洽，何吾驺却突然提出建议，改桂林府为陪京，乞依应天府制等等，简单来说，就是要把桂林设成一座真正的战时首都，而不是皇帝的临时行在。
他的理由很充分，朝廷里现在事情太多，桂林作为临时行在，无法保证正常的行政运转，国家虽然处在战争状态，也不能长时间没有首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中心。
“南党”要求在桂林设立陪京，分明是想把国家的重心定在南方，全国都向两广倾斜，这牵扯到整个国家的战略布局，并不是一件无所谓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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