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梁伏击战，战果辉煌，共计消灭三千多清军，但是田见秀的北伐第一军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第一军中以新兵居多，在战斗中不断出现各种低级错误，各部配合之间也缺乏默契，李毅良的王牌旅将敌人分割开后，其他各部却没有及时跟进包围，又被天佑兵和绿营兵聚到一起，退进石梁镇龟缩坚守，第一军被迫打了一场艰苦的攻坚战，还有一部顽强阻击孔有德派来的援兵，伤亡人数因此大幅增加，也达到了两千七百人左右。
打完这一仗后，第一军的部分主力暂时退回合肥，孔有德挨了当头一棒，不敢轻易冒进，屯布儿也被死死挡在舒城，战局暂时陷入僵持……盘点这一阶段的战果，第一军共计消灭了五千多清军，但是自己也有四千余人的伤亡，基本上已经打残了，如果孔有德缓过劲来，和屯布儿一起扑向合肥，减员严重的第一军就会陷入被动，田见秀随即下令撤退，第一军各部在同一时间脱离战斗，交替掩护，向长江北岸的滁州退却，屯布儿和孔有德发现楚军的异动后，派出部队追击，几次接触战下来，第一军又伤亡了将近两千人，才从滁州一路撤到江浦县，终于甩掉了追兵。
战报传到南京，一时间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楚军内部对这样的结果也褒贬不一。
按理说第一军打得不错，共计消灭五千多清军，还一度攻占合肥这样重要的城市，但是第一军自己也有六千余人的伤亡，楚军成军以来的大型战斗中，这还是第一次战损比超过一比一。楚军刚刚取得宁镇大捷这种的辉煌胜利，全军上下的胃口都被养刁了，很多人只看战损比和伤亡数字，认为这不是一场胜仗，甚至是一场败仗。
外界的反应就更加复杂。
楚军进占南直隶已经三个月，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感到不满的人渐渐增多，汪克凡也没有惯着他们，该征兵征兵，该收税收税，当上北伐提督不到两个月，江南士绅中就流传着“穷兵黩武”的评价，普通百姓也纷纷感慨，梁国公打仗厉害，要钱更厉害，比满清鞑子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按照一般的惯例，江南三省刚刚收复，饱受满清的盘剥奴役，又经过几年的战争破坏，理应免除赋税两到三年，最少也应该减免一部分，隆武朝廷本来也想这么做，汪克凡却力排众议，坚持在隆武五年的年底就开始征收赋税，尤其重征商税、矿税等等，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
楚军大力扩编，更换武器装备，抚恤阵亡将士，安排伤残老兵，汪克凡还要扩建兵工厂，建设新上海，打造一支庞大的贸易船队，银子像流水一般花了出去，隆武朝廷却因为和西军作战，这两个月没有给楚军发一文钱的军饷，汪克凡只能向江南开刀，加征赋税，劝捐军饷，甚至打着惩治汉奸的名义吃大户，才勉强维持着财政收支的平衡。
这样一来，他得罪了很多人。
一般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楚军虽然打跑了鞑子，却要从我的腰包里拿钱发军饷，这个肉疼才是实实在在的。
在明朝中后期，为了商税和矿税的利益，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绅和皇帝斗得不可开交，双方你来我往，各种招数几乎都使遍了，万历皇帝顶住压力派出大批矿监和税监，给国库里扒拉了不少银子，才能有万历三大征的辉煌，却被东林党骂的狗血喷头，矿监和税监都被描述成贪婪无厌的吸血鬼，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崇祯皇帝上台后，非常大方的放弃了这块收入，国家很快就穷得光屁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短短十几年就成了亡国之君。
如今汪克凡又对着商税和矿税下手，江南士绅当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明着反对，只是心中暗怀不满。
经过满清的一场蹂躏，江南三省的地主和商贾遭到了严重打击，物是人非之下，早就没了当年的锐气和底蕴，汪克凡虽然不像满清那样直接烧杀抢掠，但谁敢冒头就扣上一顶“汉奸”的大帽子，没人能受得了。江南被满清占领了三年，有些身家地位的士绅商贾多多少少都和清廷官府有过合作，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楚军拿着明晃晃的刀子，眼睛一直在大家的屁股上扫来扫去，大家只好闭上嘴巴，乖乖的送上银子。
对于田赋这一块，汪克凡相对比较收敛，没有加征。
商税和矿税影响面较小，大富商的利益损失最大，田赋却影响到方方面面。这个年代的中国，主体结构毕竟是一个农业社会，田赋一旦征收过重，除了中小地主之外，自耕农和佃户这些普通的农民也会受到伤害，汪克凡征收的田赋越多，地主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的负担就越重，搞不好会闹出乱子……但是话说回来了，田赋和人头税是财政收入的大头，汪克凡不可能大方的免收赋税，他仿照满清的比例稍微降低两成，从隆武五年的秋赋开始征收，很快又把年末人头税的指标下到各个州府，在新年前一定要足额入库。
征收赋税历来都是发财的机会，各级官吏中，有些人趁机加大征收比例，或者有意瞒报漏报，中饱私囊，汪克凡把这件事交给了刚刚成立的监察局，雷厉风行的办了一批案子，从严从重处理，压下了这股妖风……在这个过程中，一批隆武朝廷任命的“京官”落马，“楚选官”填补了他们的位置，楚勋集团对江南三省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但是汪克凡知道，江南三省现在这种“混搭”的政治格局天生有缺陷，只靠运动式的整风，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想要彻底消化这块地盘，还有很长的一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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