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从林福祥对巴夏礼的重视来看，他们果然能认识到巴夏礼这个人的重要性。
朱敬伦在城里当然知道，占领委员会是现在的实际统治者，而作为占领委员会的三巨头中唯一懂得中文的巴夏礼，对占领委员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巴夏礼能够左右占领委员会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任务，擒贼先擒王，抓住巴夏礼，必然能够引出联军，方便城外的乡勇伏击他们。
没错，朱敬伦一开始的图谋就是这样，从洋人出城交换印度兵的时候，他就开始策划，巴夏礼的地位当然比印度兵重要多了，为救那个印度兵巴夏礼都不得不做出带兵去城外清剿一番的行为，那么英法联军，至少是英军为了解救巴夏礼，也绝对会出重兵，那时候就是城外乡勇的机会，是趁机攻城也好，是伏击英军也罢，会给他们带去最大的主动。
“林大人打算在哪里伏击洋人？”
朱敬伦多嘴了一句。
结果林庄还颇为诧异。
这让朱敬伦异常不解：“难道你们不打算用巴夏礼引洋人出城吗？”
林庄迷惑道：“林大人说，抓住巴鬼，逼他给英夷下令，让他们投降！”
听到这个回答，朱敬伦不由愣了下，难以置信，时代的局限啊，林福祥这是把巴夏礼当成柏贵和穆克德讷那样的货色了，当然倒不是说巴夏礼就比柏贵等人高明到哪里去，只是英军的制度绝对不会因为一个统帅被抓就会接受投降，如果是英王在这里还差不多。
只可惜林福祥到底是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只知道擒贼先擒王，以为抓了巴夏礼，就能逼迫英军投降，就像英国人抓了叶名琛、柏贵等人之后，广州城的八旗和绿营就接受长官命令投降一样。
如果巴夏礼是中国式的官员的话，他们这样理解倒也没错，因为清政府的管理方式，还是比较粗放的线性组织结构，所谓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总督就能管得到下面所有人，可英国人的组织结构已经发展到了混合式组织结构，除了有线性结构外，还带有职能组织结构，专业化分工明确，真正管理军队的是军官。
但此时给林庄他们讲解英军的组织模式，短时间内很难说明白，满脑子都是中国式管理方法的林福祥也未必会接受和相信。
朱敬伦叹了口气，提醒道：“告诉林大人，让他不要那么乐观，做好战斗的准备，想要广州城就得自己堂堂正正拿回来，这天下没有一寸土地不是用血换来的！”
分别后很长时间，朱敬伦都有些恍惚，实在是想不到林福祥他们竟然抱着这种挂念。
他们对洋人也实在是太不了解了，这不由让他深深的担心，靠着这样的官员带领的游击队一样的乡勇，真的能够收复广州城吗？
可能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能用好巴夏礼这张牌吧。
现在就谈这张牌还为时过早，因为牌还没有抓在手里。
计划继续进行，林福祥很重视，因此速度很快，他们第二天就安排妥当，将一个洋兵送到了月香楼附近隐藏起来，随时等待朱敬伦的信号，并且还派了十个好手直接参与。尽管朱敬伦的计划中，并不打算倚重于林福祥的力量，潜意识中大概就跟方山信誓旦旦表示自己能帮朱敬伦对付洋人一样，想要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从而在弱势地位上获取跟对方平等谈判的资格。
但现在林福祥对此极为重视，他并不放心朱敬伦单独来做这件事，尽管最后同意一切都让朱敬伦在暗中运作，但他的人也必须参与进来。
这点小摩擦不算什么，关键是巴夏礼突然变得老实了起来，一天十余天都没有出城，别说去月香楼了，连将军衙门都很少出来。
因为进入七月后，城外的乡勇活动越发的频繁起来，大概是因为六月钦差大臣黄宗汉赶到了广东，将团练凝聚起来的缘故。不但城内外到处都出现反洋人告示，威胁洋人撤出广州，同时警告中国人不要跟洋人合作，还有比过去更多的乡勇开始乔装入城，每夜还有乡勇数百人分路至附城处呐喊放火箭，城内军队大为惊扰。白天，英法联军带队前去搜查时又不见乡勇踪迹，英法联军侦查到的情况表明，有3000余人乡勇就出没于广州城附近的榕树头，有的住在庙宇和宗祠内有的住在帐篷里。
这一切迹象都让巴夏礼身为不安，没有了去逛青楼的兴致。
此时巴夏礼极为焦虑，后来朱敬伦才知道，巴夏礼曾给他姐夫雒魏林写过一封信，信中对广州的情况极为悲观：
“广州的情况已经不平静，人们变得烦躁不安，流言满天飞。人们非常大胆地谈论着要发动袭击，他们相信只有这样做才可以解决现状。还有很多所谓的乡勇会不顾一切地聚集起来，我们的海军力量现在被削弱了，不少船只被派往了北方，陆军力量仍然很强，但是要保卫城墙6英里范围内的要点还不够。如果受到重压我们只能将力量集中于越秀山和我们的大本营了。”
连防守广州城墙的兵力都不够，加上城内外的反抗情绪日益激增，巴夏礼这时候如果还有心思去青楼，那他也不可能爬到现在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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