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日本甲午战争之后的经济增长是拜战争赔款所赐，这有一定的道理，但直接来分析的话，甲午战争赔款主要用到了军事领域，因此军事工业的增长或许直接受益，看是甲午之后发展速度最快的并不是军工生产，而是民用领域。
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永远不变，那就是劳动力、资本和市场，日本跟中国一样，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这点不缺，资本甲午战争体现在资本方面的，主要是日本通过赔偿建立了稳定的金本位，同时形成了一个有七百多家现代银行组成的现代金融体系，但甲午战争所带来的最大变化，还是市场的变化，日本通过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
短短几年时间，日本的棉纺织品就在中国市场上把英国货取代了，英国产品成了专门供应城市中上层消费者的高档品，而中低端则被日本企业所垄断，垄断的背后，就是日本工业化不断扩张的情况。
大明经济发展，跟打开了满清的大市场不无关系，通过修建两条铁路，将大明的商品，一路能够送到满清内陆，而且通过救灾，确实收买了大批人心，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命是大明救的，这种潜意识中的好感，会带来方方面面刻意为之所达不到的效果。
另外铁路通往山西之后，跟晋商的网络对接，通过晋商的网络，将商品运到西北、西南等大明国家力量渗透不到的地方，更是延伸了铁路的影响力。
还有东北的开发，这也是一个大市场，在东北有垦不完的土地的情况下，当地百姓不可能顾及到家庭手工业，因此他们专心生产粮食、大豆等产品，分工程度比较高，各种物品的商品化程度就比较高，这是比较分工的优势，因此这里又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大市场，有一千多万经济较好的农民，不断的消费大明商品，给大明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日本甲午战争之后，另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投资者的心态，过去在幕府时代累积了巨额财富的特权商人、大名，在整个明治维新前期，其实是很不适应的，有的特权商人失去特权后破产了，大多数则靠着积累过日子，少有向现代工商业投资的。
这些人其实掌握着雄厚的势力，不止是金钱方面，还有人脉方面，渠道方面和影响力方面，日本相关文献都表明，在1890年代末期，日本的旧富豪们才放开了心态，开始大胆的投资于新兴产业。
这其实就是朱敬伦一直以来想做的扭转旧精英阶层的意识，推动大明的新贵族和容克阶层的政策。
现在可以说已经初见成效了，在二十年持续不断的鼓励乡绅兴办工商业，主要是茶业和缫丝业，让乡绅阶层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工业乡绅，这样的工业乡绅，他们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多办了几家工厂，而在于通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打消了更多人对新兴工商业的抵触和排斥心理。
顺德县有温家这样的名门望族带动，工业发展的就始终比南海县要好，哪怕南海县有工部尚书家族使劲推动，但在民间的推广，始终都遇到很大的阻碍，显然对旧阶层世界观的扭转上，新朝的工部尚书还比不上典型的旧式官宦人家，三代京官的温子绍家族。
通过调查，朱敬伦发现，很多观念是转变了，但是跟本土思想相结合，出现了一些朱敬伦想都想不到的变化。
乡绅办厂是和普遍的，但是还有一些地主乡绅是通过高价出租土地给资本家办厂，而进入这个领域的，这算是一种转变，这两种转变都还算正常，不太常规的是，有一种当地宗族乡绅建好工厂后，不自己运营的，而是直接将工厂租给资本家经营，自己收取高额租金的现象，而且还很普遍。
比如顺德县水藤堡沙边乡的何氏家族，自己不经营缫丝业，却创办了一个建业公司，“集股承买基塘继而建筑丝厂向族人租出”。家族还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维护丝厂的安全：“该丝厂之设系列祖及族人集股而成，论其地位足资保障。至铺客租纳各欵有裨于太祖及八坊者，甚大迁年铺客，另补助八坊更练经费。凡我族人皆当任保护之责，则宾主相安，利赖无穷矣。厚本堂启。”
他们家族集资办厂，却将工厂出租，有出租给外人的，也有出租给本族人的，建厂的土地是宗族祠堂的祭祀公地，过去就是出租取息为目的，是某一代发迹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比如伍秉鉴分家的时候，就将数百万两的固定资产划到公堂作为祭祀产业。
现在这些宗族根据老传统，将工厂当作过去的土地一样，看成了一项生息产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
是什么让他们有了这种思想转变呢，普通的利益绝对办不到，根据行情，地主们出租机器缫丝厂的年租率通常为投资额的10%。“丝厂多属乡族尝业而批租与缫丝商。租项以1分息计算，所得租项归诸乡族公用。且以风俗习惯种种关系，故鲜有以私人名义投资建筑丝厂者。”
显然每年能收回投资额的一成作为固定的租息，这比出租土地耕种要高的多，高到他们可以改一改传统观念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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