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会变得，而且变得会让自己都无法意料。曾经，汪精卫以为自己一生都是一个最坚定的革命党人，会一直追随着那个孙先生，直至自己牺牲在革命的道路上，就像秋瑾、邹容一样，死的惨烈而又轰动。也许在自己的灵前，哪位孙先生会怀着无尽的悲痛，留下一副挽联，而那些革命同志，则洒泪送别。
这样的梦是每一个热血激昂的革命同志的期盼，汪精卫自认为自己也不能免俗，只要牺牲的稍有价值，他都不会吝啬这条年轻的性命。可是，现在他犹豫了，茫然了，看不懂了！
两年前，他北上京师，和喻培伦、黄复生两人谋刺当时的摄政王载沣，计划是在载沣上朝的必经之路“甘水桥”用炸药炸桥，经过数日准备，在一天夜里，三人终于把炸药藏到了甘水桥下，可是刺杀尚未开始，就出现了问题。当夜，三人苦苦等待的载沣没有到来，反倒是搜索的人来了两批，自知事情不对，留守的黄复生只得把炸药埋了，自己返回。
第二天，果然出了事情，数十名警察包围了三人隐身的摄像馆，除了喻培伦在两人的掩护下，得以逃脱，汪精卫和黄复生都被逮捕了，被清廷判为终身监禁。自觉自己能成为邹容第二，汪精卫不仅没有后悔，反而慷慨的喊出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可见他的无畏精神。
在狱中呆了两年，汪精卫在偶然中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当时兴奋的一宿未睡，向守夜的狱卒大讲革命之理，企图借此感化他们。计划失败了，可是没几天他却等来了一个人召见，而且是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清廷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议和大使袁世凯，向他了解了同盟会的故事，为此袁世凯甚至仔细倾听了他一个时辰的大侃特侃。袁世凯放他出狱，这汪精卫没有想到，但是却能猜到他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向他传递南方情报而已，对此汪精卫并不反感，实际上他很希望中国能够革命成功，如果这个过程中多一个旧清的高官权贵，那就更能说明革命的魅力和不可阻挡。
“我以为孙文还向当年一样，是中国的希望，是个最坚定最纯净的革命党人，是我人生路上的导师，可是……”
望着汪精卫满脸泪痕，郑明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失望和伤心，这一刻，他就像是被抛弃的孩子，伤心无助，似乎人生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茫然的站在四岔路口，不知道该怎么做，做些什么。
“其实，兆铭兄对孙先生的要求太高了，他也是人，也会有七情六欲。孙先生贪恋权势，我相信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为国效力，才不舍的那个总统之位的！”拍了拍汪精卫的肩膀，郑明轻声安慰道。
“砰”酒杯狠狠的一顿，汪精卫愤怒的大喊道“他不是贪恋权势，他是在卖国……”
嘴角一翘，旋即隐没，郑明佯作茫然的样子，惊问道“何处此言，孙先生在南洋海外可是声名远播啊，我小时候就听人说孙文是中国的希望，他怎么可能会卖国呢？”
“郑兄难道不知道？”汪精卫醉眼迷离，晃晃悠悠的从怀里掏出一份号外，递到郑明手里，痛心的说“《中日友好条约》，这上面赤裸裸的把国家利益当做了货物，明码标价的卖给了日本人！”
这份报纸郑明早已看过数遍了，对里面的一字一句都能够倒背如流，自然不会真的不知道那份已经臭名昭著的条约，虽然明面上看去，这份条约无懈可击，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自y**战争以来，最公平的一个中外约文了。可是如果把这些东西和报纸上列举的一些事情联合起来，这份条约就有问题了。
中日友好条约主要有三条，第一就是对东海海战和澎湖海战进行整理，双方共同约定此战为平局，不败不胜；临时政府则代表中国承认此战是因为日本为保护侨民采取的军事行动，而中国则是因为一个地方势力的蛮横行为，致使了这场不必要的战争。
第二是临时政府同意日本在战区打捞沉没的舰船，而中国要予以支持和援助；第三条则是要求临时政府释放被囚禁的日本士兵，并对虹口地区遇难的日本公民立碑纪念。
相应的，日本政府则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互派公使；而且，为了支援中国革命，日本向临时政府提供一千万日元的无息贷款，并且帮助临时政府组建一支现代化的陆军，且提供相应的配套武器弹药，费用则由贷款中扣除。
通篇条文都没有贬低临时政府的地方，而且不少条文甚至给了临时政府不少的支持，可如果看到了解到了这个时代的一些潜规则，那就没人会觉得这份条约是公平的了。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到了今天，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一种极限，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代。可以说，现在就是如同古代战国，大争之世已经降临，各国不变即死。这样一个时代，从来没有听说一个战胜国会不索求利益的，没有赔款，没有割地的战败根本不叫战败，而什么都没有获得，自然也不是战胜。日俄战争后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敢喊出“不割寸土,不赔一个卢布”的话，就是在向世界证明，他没有失败，国家没有任何损失，战争自然不算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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