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熊博学多才又性格强横，颇受人敬畏。其人早在崇祯六年就因与周延儒、温体仁结党入阁，直到崇祯八年都在温体仁领导下的内阁做事，温体仁倒台后被连累回家赋闲。崇祯十五年，周延儒为首辅，又把他请入阁，但后来周延儒论罪，王应熊受到牵连，奉诏入朝对证，可还没到，北京就被顺军攻陷了。他随后返回老家，但在中途为赵当世延揽，转行南京。他虽在崇祯十六年冬天未能赶到北京，但论身份仍可视作北京旧官，任用他，也有着招揽北方旧官来南京的政治意义。顺带一提，目前与贵州总兵皮熊联军滋扰重庆府边境的播州镇守参将王祥是他的家仆出身。
丁魁楚则是已故督师丁启睿和现在河南接受弘光朝差遣的参将丁启光的伯父，曾代傅宗龙总督蓟、辽、保定等地军务，但崇祯九年满洲兵入寇，他连连失地，被究失机之责遣戍，崇祯十一年释放回老家河南永城县。河南乱起，他与同为永城人的下野旧官练国事聚乡兵保境，时援剿总兵刘超叛乱，他两人参与了平叛，并随后‘进入马士英幕中参赞军务。和王应熊相似，起用丁魁楚是对广大在野废官抛出的橄榄枝。
首届内阁六人，三人为东林党人，且首辅为东林党魁首，这是赵当世经过权衡后为了稳定东南军政做出的妥协。东南是东林党大本营，南京官员更是东林遍地，首届内阁东林过半是为表率，形势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内阁以下百官心神可安。但马士英、王应熊及丁魁楚则是赵当世有意安插在内阁中的反对势力，他们单个虽无东林党的实力，但各自背后都有些能量，譬如马士英的挚友阮大铖亦受诏入朝为官作为奥援此类等等，扭在一起，多少能对东林党起到掣肘作用。
当然，即便南京已在掌握，赵当世仍然不会轻易放弘光帝去南京，坚决实行皇帝与百官隔离的策略，至少现阶段如此——党争之弊，赵当世心知肚明，在当前军事为要的关头，绝不能容忍后方朝中出现大的变故。无论立内阁、置百官，对赵当世而言都是稳定局势的手段，皇帝若脱离掌握不受控制，那么结果势必将与他的本意背道而驰。
至于南京方面对没有皇帝的情况作何说辞，自有钱谦益负责主持。
因此名义上，范京是陪都，南京是留都，北京仍是帝都所在。这样做可向天下表明弘光朝收复旧山河的决心与意志。
南京得手且凤阳已被分化，南直隶各地皆可定。任免百官之时，对地方上也有调整。像此前站队何腾蛟对抗弘光朝廷的安庐巡抚张亮、江西巡抚旷昭等都被以“事权重叠”为由撤职，所辖军政全部转交到江西总督袁继咸手中。湖广、南直隶、江西加上陕西、河南、四川等赵营重兵集结的省份，大明领土的核心区域基本全部臣服于弘光朝廷，说建立不过短短两三个月的弘光朝廷已然站稳了脚跟并不为过。
南京事定，观望局势的南安王郑芝龙之心亦定。他在五月底以自己的长子郑森为使，前往范京拜见弘光帝，表明忠心，更表福建归心。弘光帝亲切接见了郑森，温言抚慰。更赐国姓“朱”，改名成功，显示出十足的期许——这是赵当世一早安排好的，为的是进一步拉拢郑芝龙，让他坚定态度，本待是派遣使者册封，郑森既然自己上门，便顺水推舟做了。
郑森此前都在南京国子监就学，且在郑芝龙的授意下拜了钱谦益为师，钱谦益替他起字“大木”与其名相和，作为勉励。郑芝龙早先之所以迟迟未能下决心主动拥立弘光帝，其实也有顾忌钱谦益为首南京东林党人的原因，没成想钱谦益和他原来走的是一个路数，当即对拥立弘光帝自是再无疑虑。
弘光朝廷大举进军河南、陕西、山西，征伐之势燎原。郑芝龙看在眼里，自有借东风的想法，恰好钱谦益又成了首辅，有这层关系在，郑芝龙听从郑鸿逵的劝说，动了带兵来南京的念头。
实际上，赵当世的确也有调郑芝龙的计划。
目前河南平定，陕西局势大好，山西则进军如虹。东南既定，岂能裹足不前在此等形势下旁落自甘寂寞。赵当世北伐，陕西是一路，山西是一路，还有一路便是南京。只等南京情况稳定，就将以左梦庚为帅，集结重兵渡江北上，沿途攻略两淮、山东及北直隶，郑芝龙的军队若能相助，如虎添翼。
然而左梦庚为帅，资历尚浅，怕难收拾人心，故而赵当世拟定总督一名，名义上节制南京这路北伐兵马。总督的人选，便是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他久在南京，位高权重，影响力颇广，且性格骨鲠，与赵营向来不对付。留他在南京弊多于利，倒不如将调马士英入朝的计策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把他外派，做个有名无实的总督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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