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陈文强要做到耳目灵通并不困难。毕竟警察归他管，又有买卖摊户，与商行的关系也很不错。所以，李准稍一提醒，陈文强便传下命令，开始动用各方力量进行打探。同时，前往广州的时间也被他找借口拖延下来。
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没弄清楚袁树勋的意图之前，陈文强不想到了广州便陷于被动。而且，如果袁树勋真的要夺他的权，打压他，他也要做好猛烈反击的准备工作。
而对于大盐商的怨恨，陈文强是有心理准备的，也不怕这些家伙闹事。可要是袁树勋与盐商勾结，那他就不敢掉以轻心，需要认真对待了。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盐政改革正是打破了大盐商的垄断，招致盐枭与不法胥吏的怨恨不满自然不是意外。没有办法，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的过程。特殊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必然纷起而攻之。
但对陈文强来说，废除纲法则使税收只能随销售量的增长而增长，是一种市场化的调节机制。而且，由于打破了官商的垄断，产运销各环节只要控制的好，实际的盐销量肯定会有增长，税收也将有大幅度的提升，民众也能从这种市场竞争格局中得到了好处。简言之，盐政改革就是通过市场竞争方式，由散商取代总商，票引取代窝引；减轻浮费与手续，降低成本，重新平衡政府、商人与民众的利益，所不同的是，此时商人所涵盖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行票废纲，总商被革，收入全裁，其郁闷之情可想而知，反扑也不可避免。或者勾结胥吏，指责攻击，处处掣肘；或是通过政治代言人，来表达不满；或是直接贿赂高官，搬掉改革的柱石，使改革人亡政息。
但这些大盐商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陈文强不是传统的士人出身，剑走偏锋、阴狠毒辣的招术屡用不鲜，且用起来还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修筑粤汉铁路时，他罗织栽赃，严处了一批修路的绊脚石；清乡剿匪时，同样对阻挠势力毫不留情。现在轮到这些大盐商了，他们的反扑无疑触怒了陈文强，成了陈文强欲宰的肥羊。
消息不断传来，陈文强就在黄埔与智囊团商议对策。显然，大盐商是豁出血本了，不仅贿赂袁树勋，还买通广州将军增祺，要把陈文强的盐运使官职拿下来。
“行事当柔则柔，当刚则刚，全在实力和形势的变化。”陈文强翻看着这几大盐商的资料，虽不十分详细，可也能看出些端倪，“当前朝廷最担心的还是西南动乱，而广东的盗匪勾结革党也是可信的，盐商庇匪，或者是坐地分肥，也是完全可能的。”
“大人要把通匪的罪名安到盐商身上？恐怕一而再，再而三，有些不妥吧？”
秀才出身的陆耀宗名字起得虽俗，学问却好，且为人不喜张扬，相当地沉稳机智，自留学东京毕业，加入复兴会，在琼州被陈文强招揽后，工作认真，思虑周详，逐渐成为陈文强的心腹，智囊团的首席。对于陈文强的想法，他提出了谨慎的反对。
“杀一儆百，或许可行。”陈文强沉吟着说道：“其实有些事情未必便要人信服，明知如此，却抗拒不得；即便不妥当，也让你难以分辩。”
“大人若恃强而为，倒也可行。”陆耀宗笑了笑，说道：“其实关键还在袁树勋和增祺，只要他们不与大人作对，几个盐商又能翻出多大风浪？当然，大人若是只想查抄他们的不义之财，便另当别论了。”
陈文强沉思半晌，苦笑道：“这与盗匪何异？虽然我很想这么干，但也不想赶尽杀绝。只是这些盐商太不识趣，惹到我的头上。少不得便要处置一两个，让其他人知难而退了。”
“那大人可由此人开刀。”陆耀宗抽出一张纸，递到陈文强面前，说道：“此人虽未必与盗匪勾结，但为富不仁却是事实。处置他，叫好的人肯定不在少数。”
“杀人夺财，还能捞个好名声？”陈文强无奈地摇了摇头，看都不看便吩咐道：“派兵抄家迁人，再让广州的警察把他抓起来，公示罪状，就地正法。”
“袁树勋和增祺那边也要有所警醒。”陆耀宗冷笑道：“他们未直接摘除大人的官职，可见还是有些忌惮。一个贪鄙，一个胆小，倒也好对付。”
陈文强沉吟着说道：“广州城似乎安静太久了，没有霹雳之震，他们是不是觉得已经太平了？”
“革党潜入，重施暗杀故伎，以策应西南战事。”陆耀宗笑着点了点头，“此计可用，捎带着让盐商也见见血，听听响动。”
“交给叶忠民一并去办吧！”陈文强对广州警察局局长叶忠民是相当信任，且在广州，由警察来干这种事肯定是不会出什么纰漏。
作为一个领导，陈文强懂得如何用人，更有识人之能。而且一个事无俱细全都要管的领导，未必是一个好领导。抓大放小，人尽其才，陈文强可不想做活活累死的诸葛亮。
所以，即便是极重视的剿匪清乡，陈文强也不会全部亲历亲为，把全省几十个县全跑遍。既然已经找到并解决了以前清乡的积弊，而且用雷霆狠辣的手段进行了震慑，再加上精悍的剿匪队伍，年轻、负责的清乡委员，以及已经摸索出的一整套清乡和善后的程序，自然就可以把陈文强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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