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肯堂是一个汉人，在承平年月，能做到直隶总督，靠的不是军功，而是一步步爬上来的，这种人也许没什么作为，但绝对长袖善舞，他大的功绩没有，但大的错误也绝对不犯，总之就是一个老好人，没有害处，也没有大才。
这样的人，摊上这样的事，其实也很倒霉。
乾隆又下了严令，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见到今天的战况，让他寝食难安，连夜上奏，请朝廷调东北八旗、蒙古八旗入关。
他觉得还是边关大军更值得信赖。
京营那些人是什么样子，他了解的一清二楚。
不过为了躲过自己的罪责，他也不得不严惩了一批官员，天津的文官官员早就被押赴北京了，京营的军官却不好处理，幸亏乾隆派来了钦差，他与钦差商议之后，直接锁拿了了京营护军校、蓝翎长、队长等一批军官，可护军参领则一个没动，更不用说权贵充任的总统大臣了。
同时对力战而退的东北八旗兵没有做出惩罚，反而嘉奖了一批人，严肃军纪，奖惩功过，这些一个文官能想到的法子都做了，可军队士气还是不高，谣言四起。
通州还有四万多大军，而且以八旗兵为主，其中满八旗一万，蒙八旗六千，汉八旗一万三千，其他都是沿途退下来的当地绿营，可夜里竟然出现了逃亡，而且还是几百个八旗兵，这让梁肯堂越发觉得没有希望。
这几年驻防八旗逃亡事件不少，乾隆十年年(1745)山海关、张家口等驻防八旗，一年之内报逃之案，就有250余起之多。为此朝廷还制定了处罚旗人逃亡的“逃旗法”，颁布处罚失察官员的规定。有些逃亡的旗人，甚至会加入当地的天地会，白莲教等势力。
说白了还是因为穷，但大多数都是外地驻防八旗，京营相对优渥，竟然也出现了逃亡。
这些京营士兵刚到的时候，梁肯堂还颇有信心，因为对方士气高涨，一个个喜形于色。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这些人以为是来发财的，结果却碰上了硬茬子。
八旗京营士兵的收入应该说还是很可观的，一个马兵每月可以领取三两白银，每个季度可以领取四十六斛米，称之为钱粮。而且，旗兵还有大片的“旗地”，不用交纳田赋，收获全归旗人分配。
但在京师居住，这些钱足以生活，却过的不够富裕，乾隆年间，社会流行攀比之风，旗人中尤甚，所以一个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时有发生，落魄到借贷的不在少数。
嘉庆亲政之后，对于京城八旗的困窘十分忧虑，他以为造成困窘的原因，主要是这些旗人的堕落，是风气，感叹：“迩年风气日就华靡，饮食衣服，无一不竞美争鲜，毫无节制。以致数日之用，罄于一日;数人之养，竭于一人。甚或饮酒看戏，游荡赌博，钱银入手，任意花销，不顾身家，罔虑日后，岂非自取困穷乎?”
说白就是铁杆庄稼把这些人惯坏了，至于后世认为的什么不允许旗人从事其他行业，并不是主要的，因为就算让他们从事其他行业，也没人愿意去。
嘉庆后来打算把京师旗人都搬回东北去，称之为京旗移垦，东北有足够的黑土地让这些旗人耕种，人人做地主都不是问题，可就是没人去。乾隆中叶，曾计划迁移京旗三千户到黑龙江省双城县屯垦，磨破了嘴皮子才说动两千户，在此后四年中差不多全跑回了北京，开垦的土地被汉人耕占。
而且让他们移垦，可不是真叫他们种地去的，而是让他们去做地主的。官府给他们盖房子、置地，甚至提供牲畜、农具、籽种，替他们雇好长工，但他们往北京逃，说白了就是享福享惯了，享废了，哪里都不想去，什么都不想干。
打仗，比当地主还不如，指望这些人，恐怕指望不上。
他们之所以一开始踊跃，那是因为一旦出征，有额外的津贴，称为“行粮”，本来以为能拿补贴，改善一下窘迫的生活，谁知道对方是硬茬子，当真敢杀人啊！
私底下两两聚聚，嘀咕几声，爷们身子金贵，哪能在这里送了名，反正这里离北京近，就是没有盘缠，饿会儿肚子也跑回去了，法不责众，多人意见一致，就瞅准孔子，一猛子跑了。
周琅大军过了八里桥，继续向通州进发，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按照自己的步骤在有条不紊的行动。
到了通州，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通州四门封闭，这很正常，可是城外原来有的一些营垒中，竟然全都被毁了，这就奇怪了，哪有自己砸毁自己营垒的作战方式，把所有人都收进城，放弃所有外围防御，连个呼应都没有，这统兵的会不会打仗啊？
周琅觉得，就是三国演义的水平，那也该知道什么品字阵之类的不妨，这用一座孤城御敌，是什么战法！
可既然对方把自己封死了，那没什么好说的，直接进攻吧。
通州东边靠河，周琅从西方、南方两个方向攻击，给对方留下北方溃逃。
主力炮兵对付通州这样的县城并不困难，12磅步兵炮有很好的攻坚威力。
只是需要时间。
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才轰开了南边的城墙，马大雷带帅营就是搞攻坚的，他手里是有马兵的，总计三千，是用高昂的代价，从东印度公司手里买来的印度马。其实他们在福建缴获过一批清军战马，发现除了军官的坐骑之外，普通马兵的战马很瘦弱。这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因为满清不是宋朝，不缺少养马的地方。结果通过俘虏的审讯才明白，士兵们都喜欢挑那些瘦弱的马，因为吃的少，可以剩下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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