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的形势经过一年多的政治攻势后，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得益于满清从努尔哈赤，更准确来说是从皇太极时期制定的弱化蒙古人的政策，导致在满清政治中心西迁之后，蒙古草原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跟大周对抗。
满清弱化蒙古的政策，真的是比汉人几千年来对草原民族无可奈何的策略高明了太多，基本上就那么几条。
第一是坚持分封制原则，称之为“广建诸候分其力”，将蒙古草原上大大小小的部落，分封为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盟旗。
漠南二十四部，分为六盟四十九旗。漠北喀尔喀部分为四盟八十六旗。驻西宁办事大臣所属二十九旗、伊黎将军所属十三旗、科布多大臣所属十九旗；驻扎宁夏理事司员所属阿拉善霍硕札萨克和硕亲王一旗；陕甘总督所属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札萨克多罗贝勒一旗；黑龙江将军所属伊柯明安旗额鲁特札萨克头等台吉一旗。满清政府设内札萨克旗四十九旗、外札萨克旗一百五十旗，此外还有“蒙古八旗”、“群旗”、“喇嘛旗”等，把整个蒙古居住地域划分为二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旗。
对于归顺较晚和归顺态度不太坚定的部落划分的旗较多，以此来分解和打击其力量。喀尔喀蒙古分成了八十六旗、青海蒙古分成了许许多多互不统属的旗，他们各自为政，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整体。
编定旗分只是分化蒙古的一个基础，之后还有大量后手。比如对兵权的控制，满清不信任的外蒙王公对自己的部众只有统辖权，而没有统兵权。漠北喀尔喀部分为四盟八十六旗，旗主、王公都没有统兵权，各旗兵丁归驻防大臣、将军所调遣。漠南二十四部，分为六盟四十九旗。这些归附较早的蒙古王公，才有兵权，各盟旗可统率本旗兵丁。
控制了兵权后，还控制蒙古人的游动区域。只要蒙古人能自由迁徙，其实也就管制不住了，必然是带领他们游牧的首领而不是满清的驻防将军能管得住他们。所以满清严格限制各旗的游牧，规定蒙古人只能在所居旗境内游牧，不得愈越。清朝建立之初的天聪、康熙到雍正年间一再申令，禁止“越自己所分地界肆行游牧者”违者处以重罚。“王罚马百匹，札萨克贝勒、贝子、公七十匹，台吉五十匹。庶人犯者，本身及家产皆罚取，赏给见证人”或王公“罚俸一年”等处罚。
这些禁令使蒙占人困居一隅，各旗之间不能进行经济交流和相互联系，把蒙古人紧紧束缚在所居旗境内。就算有某个盟旗造反，也无法串联起来，很容易被镇压。
第二大政策叫做和亲原则，并不仅仅是跟蒙古贵族联姻这么简单，而是有一整套拉拢打压的措施，称之为“南不封王，北不断亲”。
南不封王，是针对汉人的，不管汉人立下多达的功勋，哪怕皇帝亲口答应“入南京者王”，曾国藩兄弟也当了王，但蒙古地区可能只是一个小旗主，管着万把来人，就是一个王爷。联蒙制汉的权术就在里头。
北不断亲，一方面是满清权贵子弟的男女，都不能自主婚姻，而是皇帝统一安排，称之为指婚，大量跟蒙古贵族联姻，几百年下来，统治者蒙古的那些个大大小小的王爷、台吉都跟北京城里的八旗权贵沾亲带故，哪能有什么反抗的精神。
还推行会盟和年班制度。
《蒙古则律》中规定：“凡内札萨克六盟、喀尔喀四部落各盟长，每届三年各率所属会盟一次，清理刑名，编审丁籍。”为征用兵丁做准备。清朝通过会盟监督各盟旗对清廷的忠顺程度及军政组织情况，同时监视各盟旗离心清朝动态。对会盟时不到的王公、台吉均给子严厉处罚，以示警戒。
年班制度规定：“蒙古朝觐，内札萨克分为三班，一年一班，轮流前来。”“喀尔喀四部落汗、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等年班，由院按班俱题，指名咨调，令其来京朝觐。”
蒙古各旗王公每年要轮流到清朝京都朝觐皇帝，清廷以此明确和加强对蒙古的宗主权力，并监视蒙古王公对清廷的忠诚程度，同时清廷还可得到蒙古王公以清廷的忠诚程度，同时清廷还可得到蒙古王公的驼马钱财。
会盟和年班都打着皇帝关心蒙古王公的旗号，要恩赏他们。可却大大削弱了蒙古王公的反抗动机，因为这些王公一两年就能有一次得到皇帝赏赐的机会，总是不向放弃，也就没有时间去准备叛乱了；尤其是年班制度，定期让那些王公子弟轮流去北京住上一段日子，名曰觐见和学习。
可这些蒙古王公赴年班期间往往在京城学会荒滛奢侈的生活方式，使其意志消沉，失去斗志。清朝后期，有些蒙古王公滞留京城不归荒务旗政，肆意把本旗的土地租给汉人开垦，他们留在城里享乐，再也不愿去苦寒之地受苦了。
第三种弱化方式，才是最有名的精神鴉片，大力推行喇嘛教。
满清一朝在蒙古地区建造了两千多个喇嘛庙，给予喇嘛优厚的待遇，比如免税，明朝时候是给予秀才、举人等有功名的士子免除一定额度的赋税，可到了清代，对内部是官绅一体纳粮，秀才敢抗粮，都是杀头的买卖。可喇嘛可以免税，于是想过好日子，就去当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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