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家玩的这些，此时的中国银行家们看都看不懂，等于是利用英国投资者的信用来为希腊人背书，允许英国人按揭购买债券，同时可以随时出手，等于是打造了一个次级贷市场，让英国投资者的投资能力大幅度提升，得到了一个用很少资金炒作希腊债券的机会。
这种市场的风险是很大的，一旦希腊人没能独立，引起的连锁反应根本不是几十万英镑能够解决的，很可能造成英国金融市场的大动荡。可英国金融家们永远比政府更聪明，政府官员的调控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赚取更高利润的理由而已，绕过这些壁垒的方式政府想都想不到。最终风险却是由整个市场来承担的，从这一点上来将，此时的英国金融家跟后世华尔街那些家伙是同出一脉。
失去了希腊金融业务的中国资本家，可没有放弃希腊的军火市场，在金融创新上，中国资本家是学生，但在生产领域中国资本可是行家里手。
加上掌握着运输渠道，大量战略物资输送到希腊人手里。
受这场战争的影响，英国经济迅速回暖，大量工厂开工生产军用物资，过剩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这种不是以经济自行调整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比如要付出代价，代价就是不断攀升的英国国债规模。
中国国债规模则已经清零，周琅并不认为令债务是一种好的财政措施，但一个零债务的政府，在这个时代却是信用的保障，所以周琅乐意恢复国家财政健康。债务市场上，则是以各种特许权公司的债务作为支撑，比如美洲公司、南洋澳大利亚公司、非洲公司和欧洲公司，四大特许公司的债务规模都是千万级别的，折合成过去的银两，已经过亿。
政府融资行为的减少，伴随的是政府公共项目的收缩，维护运河、城墙等公共工程，依靠税收就足够了。周琅甚至为了节约政府开支，几年前把大运河都私有化了，以大运河为资产成立一家运河公司，由运河公司负责维护运河。
开始的时候，户部某些官员认为，这样会让运河年久失修，他们认为商人唯利是图，肯定会不顾运河的承载力，拼命增加航运密度，收取更多的通行费，然后减少维护投入，会让这条关乎数省生计的黄金水道过早死亡。
这种担心大概是传统的士大夫对商人阶层天生的不信任导致的，但周琅也不得不考虑，虽然西方人的私人运河公司，运行的很好，而且他们很在意维护，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资产，长期运行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周琅也想起后世许多承包国营企业后，过度开发，把昂贵的机器设备等资产用坏的例子，中外文化不同，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结果？
打造一个低成本的小政府，是符合未来趋势的，大运河在政府手里，运营成本很高，交给民间管理，可以节约大量的经费，并且提高效率。为了防止陡然将运河交给民间办理，影响了战略性的交通运输能力，造成北方数省的物资短缺，周琅决定先在江南进行试行。
京杭大运河长江以南河段，从镇江到杭州，按照商业公司的模式，成立江南运河公司，许可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成立董事会管理。筹备阶段，就邀请了大量运河相关利益方入股，有在运河上跑船队积累了巨额资本的航运商，有在各地运河码头上做批发贸易的大豪商，也有盐商、茶商，还有江南的丝商等大商人。
招了100万两黄金商股后，让出资最多的股东组成董事会，然后按照欧洲公司等大型商业公司的模板，将权力交给董事会管理。
权力下放之后，政府就不管不顾，运营维护和收取费用，都让这个董事会来决定。至于是拦路设卡收通行费也好，沿途停靠收服务费也罢，总之政府不干涉。
由于大运河明清时期的繁盛，让许多人对这条运河寄予厚望，公司成立后，上市公开募股，市值一度上涨很快，从一开始的200万两最高时候涨到了1000万两黄金，很明显这个市值泡沫太大。
江浙一带靠海，自然河流也多，即便没有这条运河，也有取代的交通方式，不至于造成货物大面积积压。而且还要面对跟海运以及苏州河、黄浦江之类的自然河流竞争，运河也不是垄断经营，只能在商业许可的程度内收取费用，不至于收费过高造成物价大幅度上涨。
一开始，运河公司接连亏损，许多股东撤出，股价开始爆跌。从最高峰的1000万两下跌到了30万两，还无人问津。
最后是几家航运家族对运河进行了重组，他们认为运河股是有利可图的，问题出在管理方式上。这几家航运家族，并不是单纯在运河上谋生的，海运才是主业，这反而让他们看到了运河的价值。
运河早就无法取代海运成为主要运输方式了，但运河的补充作用很明显，如果可以跟海港沟通，将货物跟海港联运的话，一方面运河可以将内地的物产带到港口，另一方面则可以把港口的货物疏散到内地，这个作用是单纯的海运无法做到的。
这几家新兴的航运家族，还称不上豪门，江浙一带的海运起步晚，完全竞争不过闽浙地区的海商船队，他们以国内近海运输以及对日本、朝鲜贸易为主，在外洋贸易上完全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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