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兵的财政供应，最开始有很大的争议。
800万人，光是粮食、服装和武器弹药，就是一笔十分庞大的开支。传统农业社会，是不可能支撑这么庞大的开支的。唐朝时代的府兵制度能运行相当长一段时间，靠的是唐初较为充足的土地储备，谁服役，谁拥有土地，这种政策下，能够极大的激励士兵的斗志，而且唐兵很有荣誉感，他们是一群有产阶级组成的軍队，他们是国家最基层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因为服役，加上轻徭薄赋政策，他们的收入都能踹到自己腰包里。而相应的，辅兵的武器装备，都得自备。
唐朝的府兵原则五代十国时期的军制，这一时期的木兰辞中描写道，“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花木兰出征前，连马匹都自备，一来说明府兵自备武器的原则，二来也反映出府兵经济条件相对优渥，有钱的府兵连战马都能买得起。
这套原则用在中国乡兵身上则不合适，让农民担负这些开支，一来增加他们的压力，未必人人都买得起，二来会影响到他们参军的热情，军方建议强征，按照法国的制度，将兵役看作每个人的义务。这勉强算是一个解决方案，但这样一来，会让人将为国家服役，看作是一种苦役，既要出钱，还要出力，影响士兵的士气。培养军人的荣誉感，周琅一直认为很有必要，将其视作现代軍队的特征。
所以这笔钱得国家出，可即便按照辅兵一个月五两的月饷，800万人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根本无从划拨。但周琅依然坚持由国家出这笔钱，这不是钱的问题，是钱买不来的尊严感的问题。你强征他们入伍，还要逼迫他们花钱买武器装备，人性本私，自然不高兴。对于国家来说，捞钱哪里不能捞，强压作为国家支柱的軍队的支出，这是自掘坟墓。
明朝就是前车之鉴，朱元璋以农民式的精明，发明了军户制度，以为可以不掏军饷就能养兵。对军户又过于严苛，不但服兵役，还要纳税，导致军户普遍穷困，甚至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到了最后，军户甚至被民户歧视。这样的軍队当然无法打仗，别说打八旗了，农民军都打不过。
周琅宁可从其他百姓身上加重税赋，也要支付足额的军饷，这是讲得通的道理。所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而且经过审慎的预算，其实这笔支出并不是庞大到国家无法支撑的地步，乡兵跟辅兵不一样，辅兵是常备兵，乡兵是后备兵，不需要常年服役，只需要在农闲时期，进行短时间的训练罢了。如果只以他们作训时间为服役期计算军饷的话，每年也只需要在冬季的两个多月时间，支付军饷。
被抽中入伍的青壮农村子弟，他们的家庭不但免除赋税，在受训期间，还能拿到辅兵的相当于每个月5千文钱的军饷。这对于农村地区，平均短工价格700到800文的水平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免除赋税，加上这笔额外的收入，只要选中乡兵的家庭，他们的收入水平很容易就上一个档次。
因此老百姓对这种农闲时期参加训练的乡兵制度，很容易接受，甚至欢迎，推行起来非常顺利。标准作训时间是三个月，但不固定日期，而是各地根据当地的农产品，最多可以分为三个周期进行集训，每次一个月时间。
古语说，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指的是农业的四时规律，但那是传统农耕技术，种植单季作物的情况，事实上，中国早就开始轮种模式，北方地区是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南方有双季稻。秋收之后直接秋种，等不到春天。
因此很少能有连续三个月的农闲时间，大多数地方都是在种收之间抽出一个月时间，冬季抽出两个月时间。收种之间的农田日常维护，则都是由家庭中的其他劳动力承担，除草、翻耕之类的工作，妇女和老人也能干，灌溉等种体力劳动，对大多数不止一个男丁的家庭来说，也不是困难事。而乡兵征召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招独生子。因此尽可能规避了一切影响农耕的弊端，战场上也基本不可能出现那种临战前，让独子留守为家庭保留种子的狗血剧情了。
对政府来说，支持800万人每年三个月的军饷，平均每人15千文，依然是沉重的负担，所以为了建立这个后备兵役制度，还是增收了一些税收，而且是按照人头来算，男女都要纳税，就叫兵役税，为什么连女人都要纳税，原因很简单，因为周琅认为女人也有服役义务，他的军队中可是有女兵的，女兵同样免税，同样拿军饷，目的还是鼓励更多家庭将女子送入軍队，因为女兵长期短缺的现象一直都没有解决。
总计12000千文的开支，平摊到4亿人口头上，没人不过300多文钱而已，其实也算不得沉重，但依然开始出现隐匿人口现象，这是周琅开始第一次直接向人收直接税，投入的力量很大，严重打击这种隐匿人口现象，一旦查出来，后果十分严重，父亲不给女儿报户口的，可以流放。
一边是高压打击隐匿逃税现象，一边是高收入吸引，女性兵员的问题竟然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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