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张天如想要见我？”
俞国振对万时华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觉得惊讶，他惊讶的是为何会如此迅速。
张溥前日夜间到的，这才隔了一天，便要见他，只证明一件事情，他与万时华相处得并不愉快，甚至两人连吟诗作词赏烟霞的功夫都没有。
众叛亲离，俞国振心中暗想。
再没有比事实更具有说服力的了，万时华初来新襄时，只是想谋一条出路，顺便也作为复社的一枚棋子打入进来。可是，面对着生机勃勃的新襄，反省死气沉沉的大明，万时华性子原本就是激愤的，必然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不是整个大明都如同新襄一般。
唯一的结论，就是大明病了，病得不清。不仅仅是朝堂的公卿病了，就是一向以清流自诩的士林亦病了，支撑这个庞大帝国的百姓还是病了。
人间何有回春手，还我乾坤朗朗天！
毫无疑问，万时华最初时也是觉得，唯有他们禀承了东林气节的复社一脉，才是医国圣手。但在新襄的经历，却让他第一次对这种想法产生了怀疑。
俞国振对东林和复社的态度，万时华很清楚：与其中个人保持友谊，与其整体保持距离。初时万时华觉得这可能是不想卷入朝堂中的党争，但到后来，万时华发现，并非如此。
而是因为俞国振根本不屑东林、复社的这一套！
当俞国振的《从屁股到脑袋》一文出现之后，万时华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答案，东林也好复社也好，始终没有超脱自己的阶层，他们拿豪绅的钱，或者本身就是豪绅，那么他们就理所当然地为豪绅说话，而当豪绅的利益与大明的利益有了矛盾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豪绅这边，抛出与明争利等等大帽子。
这也是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引以为傲的苏州抗税的本质：一群豪绅，为了避免皇帝收税，指使可怜的工人起来闹事，最后将一名工人推出来承担责任，坐了漫长牢，当类似的苏`州民变发生之后，再让这位工人替民变中死去的人守墓。
他们为的只是朝廷多征一些税，而付出生命和自由代价的却是纺织工人。
万时华自己就曾极度贫困，甚至用新襄第一医院里的话说，是极度营养不良。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四处奔波，即使是这样，也不希望放弃读书人的体面。但无论他如何文名远扬，如何努力，连温饱都不能解决，更何况体面！
因此比起家境殷实的张溥，他更能理解俞国振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的态度。他思想发生了转变，便从最初对俞国振这一套的不认可，发展到现在拼命引经据典，从儒家两千年的传承中为俞国振寻找理论依据——如果单纯的孔孟之说里找不到，他甚至不惜去老庄墨韩等人的言论中去寻找。越是寻找，就越觉得俞国振才是得了上古圣贤一脉相传的道统，也越发地觉得，单纯靠着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一伟业的。
故此，他全力邀请张溥来新襄，希望借助张溥的学问与影响力，完成这项伟业。他可以肯定，若是能完成此，自己等人比起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都要影响深远。
张溥前夜来时，他是极欢喜的，忍不住就将自己的想法与张溥说了，结果却被张溥批评“离经叛道”，甚至说他是要“破孔门、废周礼、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万时华就想不明白，就连张溥自己也承认，俞国振治理下的新襄拥有整个大明甚至整个天下都没有的“大同”，为何他还坚定地认为俞国振乃是儒家的死敌。
终究是多年挚友，政论不同归政论不同，万时华并不想为此反目，当下哈哈一笑各自安歇。万时华次日专门请假，带着张溥四处转，一边转一边将自己的想法和俞国振的理念解说给张溥听。
他希望事实能说服张溥，结果又是一连串的争执。论写文章，万时华或许不在张溥之下，可是论起口才雄辩，他就差得远了，给张溥一番抢白，弄得他也渐生真火。
分明是他有道理的，可为何到了张天如那儿，白的也能变黑的，黑的能变白？
一天逛完小半个新襄，万时华决定，第二天仍然带着张溥四处转，结果却不曾想，一大早张溥就提出要见俞国振。
张溥发现，自己凭借口才能让万时华闭嘴，却不能让他心服，因此他决定，直接把目标对准俞国振，因为俞国振乃是万时华变化之源。
俞国振微微皱了一下眉，然后道：“我今日上午要与癸泉子和盗泉子两位道长商讨要务，下午约好了徐仲渊……这样吧，你问张天如是否愿意夜间与我吃一顿饭，也算是为他接个风吧。”
他工作甚多，若不是看着方以智和万时华的面子，可以让张溥等到后天去。
万时华也知道俞国振忙得连轴转，愿意今天见张溥，已经是拨冗了。因此欢喜地应了一声，然后回去与张溥说，张溥听得却是怒发冲冠：俞国振也太慢待自己了，见方士道人和商贾都比自己要优先！
“既是如此，那就晚上再见吧。”张溥淡淡地道。
他也不四处去逛，在他看来那些地方全是惑乱人心的，他只是让万时华再领他去学校，连接听了一天的课，中午也在学校食堂里吃了一顿饭。待下午六时左右，俞国振派来的虎卫相请，他才施施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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