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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情或是法，对于陪审团而言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军队来说，这却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对于军队来说，永远只有命令。
于城市的中心，一名持枪的哨兵孤零零的站在那里，穿着大衣的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雕塑，可实际上，他却是在执行着戒严令。在建国之初上千座城市进入紧急状态，这是恒古所没有的，而在紧急状态的背后却是超过两百万军队进驻城市，以维护法律、弹压民乱。
在军队的枪托、刺刀以至于枪口之下，秩序迅速得到恢复，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习惯了“皇权不下乡”的百姓来说，他们第一次真正体验到除了“征税”之外，以法律为核心的公权威，不过只是短短一个多月，人们就从对官府中“官”的敬畏，演变成为对“法”的敬畏，因为法律是绝不容情的。
如果说这种紧急状态还额外的带来了什么好处的话，恐怕就是军队的大规模进驻，压缩了山匪强盗的生存空间，而且在对民乱参与者的审讯中，总有许多人为了“戴罪立功”举报其所知道的土匪下落，剿匪也就成了为了顺便之举。
与民乱的参与者不同，土匪作为“准战争对象”根据东北的习惯，一率是由军事法庭审判，而军事法庭的陪审团成员皆为军人，没有任何疑问，绝大多数土匪都被处于极刑，一时间，大半个中国，几乎每天都会响起枪声，大江南北数以十万计的土匪，甚至还有许多那些忙时为民、闲时为匪的“村匪”，都成为了枪下的亡魂。
甚至，因为人们惧怕砍头甚于枪毙的原因，对于匪首，往往采取公开斩首的方式，以对民众起到威慑作用。在全国性的重拳打压下，土匪生存空间被压缩至几乎不复存在。这或许是额外的好处。
尽管对于政府的弹压，几乎所有人都是心存不满，甚至在私下里，更是称呼皇上为“暴君”，但是在另一方面，公权威的确立却扭转了千百年来百姓“敬官而不畏法”的思想，大规模的审判，就像是一场司法普及课，让人们意识到，原来，人人都可以成为“青天大老爷”，不，应该说是有成为“青天大老爷”的机会。
“不是每个人都成了“青大老爷”！”
在小红山的行宫之中，放下手中的报纸，唐浩然的唇角微微一扬。
“张卿，你看这张报纸上，居然有人得意的宣称，无罪的判决等于狠狠的嘲弄了一把所谓的“法律”，令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报纸上报道的是四川的一场审判，面对确凿的证据十二名陪审员依然选择了乡情大于法律，作出了无罪判断，尽管法官极为无奈，但还是接受了这一结果，至于检察官则立即表示会上诉。
“陛下，不过就是一村乡村愚夫罢了，这国家法度岂能全受其所左右？”
张之洞适时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按照传统，他自然更倾向于法官决继，而不是由十二个身份各异的普通百姓断案，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纷纷接受大陆法系的原因所在。
“无非就是简单的是非判断，杀人者偿命，只在证据充分，人们自然可以做出决断，没有证据，自然要放人，是宁可错杀一千而不放过一人，还是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人，我更倾向于后者，用证据与事实说话……”
接着唐浩然又指着报纸说道。
“这个案件并没有代表性，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次事件在全国涉及到那么多的人，通过陪审团的审理，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符合司法意愿的，而这只是个例，个例不代表一切，毕竟，我们要相信，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自然会曲分是非曲直，再则……”
接下来的话，唐浩然并没有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陪审团的使用，同样也是政府摆脱指责的一道盾牌，因为做出判断的是陪审团，而不是法官。
就像这次事件涉及那么多的人，最终判决他们有罪的人，并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他们的父老乡亲，那些普通的百姓用心中最基本的是非观，做出了他们的判断，至少在未来，人们或许可以指责政府逮捕了太多的人，但绝不会指责司法不公。
因为公平的大棒交给了普通的百姓，交给了律师，而不是由政府所掌握。
“有争论也好，这样大家才能够进行普法教育，只有百姓们认识到法律权威，他们才会相信法律，敬畏法律，过去，咱们的百姓是敬官不畏法，说实话，我更希望了，有一天，他们能够畏法而不敬官，这话说的远了，张卿，你对东瀛那边发来的请愿书怎么看。”
话锋微微一转，唐浩然又提到了另一件事，在过去的几年间，在官方言语中，就不再用“日本”或“尼古拉总督区”去称呼一衣带水的四岛，而是用“东瀛”或者“扶桑”，这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官方的态度，毕竟日本已经灭亡，而称“尼古拉总督区”又意味着承认俄罗斯对日本的占领，所以最合适的称谓就是“东瀛”或者“扶桑”，这样的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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