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以十三行家族的资产、他们的知名度，与罗特希尔德家族相比，同为官商，为什么十三行却无法在中国取得象罗特希尔德家族在欧洲各国的地位，是因为，左右他们命运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是掌握权力的皇帝和朝廷官员的意志。
只要权力阶层的“重农抑商”思想不变，中国的商人，就无法摆脱成为权力阶层的“库”的命运。
这其实才是中国商人真正的困境！
中国商人不能不畏惧、谄媚、逢迎权力的命运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到汉武帝打击富户、颁布“告缗令”时基本定型，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其原因亦可用来说明，中国商人为什么优秀，而很难把商业做大做强。华人的经商天赋，是得到世界公认的。中国商人的勤劳坚韧、对市场的敏感、气魄的浩大，绝不亚于犹太人，中国从古到今，多数商人不但富不过三代，就自己那一辈子，也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根本的原因是两千多年的帝政时代，不可能建立起保证市场公平交易、自由竞争的法律体系。任何市场的交易都要有一种稳定的契约执行机构，保证交易双方的利益，否则风险无法预料，成本难以估量。而保证市场公平规则执行最强有力的只能是政府。但在在中国历朝历代，多数王朝不但不是公平交易制度的建立者和维护者，反而是最大的破坏者，不少官员利用权力对子民的财产——既包括小户的一亩三分地也包括巨商的万贯家产予取予夺，这也是历代王朝陷入政治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在秦以前，商人是可以傲王侯的，财富拥有者可以对抗权力，直到秦朝刚刚建立时，朝廷还得善待巨商。但资本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必然要带来人员的流动，引发思想的活跃，言论的难以控制，这和中国历朝“固民于土”的主要社会控制形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既要利用商人生财，流通货物，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又得防止商人阶层崛起带来的管制难题。于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对商人的“控制使用”，允许商人在一定范围内追逐利益，但绝对要打压其政治上的诉求。明太祖朱元璋诰命商人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从身份上矮化商人地位，就是此种目的。因此，商人要挣钱，尤其要挣大钱，除了巴结官府、伺候官员外别无他途，可以说，官商结盟是中国商人几千年来做大买卖的“不二法门”。
与官家走得近，固然可以牟利，但也可以说是取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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