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剌楚材是读书人，是大辽的王族后裔，是大金国宰执之子。他虽是定海军政务的股肱，但行事风格其实和郭宁大不相同。如果说郭宁是火，他就是水；郭宁是野地里肆意扑食的猛兽，而他始终是能够凤仪雍容于朝堂的士大夫。
此前定海军在山东、辽东，已有依托军队形成的基层治理经验。郭宁入驻中都以后，本打算在朝廷体制之外另起炉灶，以军队自办的学校培养人才，充实其间。
而军队内部有些行事激进的军官甚至暗中串联，打算把城里的高门贵胄，尤其是女真人的高官斩尽杀绝，然后直接拥戴郭宁坐上皇位。
在这种狂热情绪下，唯独移剌楚材私下劝说郭宁：军事上高歌猛进的时候，在政治上、经济上或许就得格外小心翼翼。何况自古以来将图大业之人，树敌一个两个就够了，没有主动把一大批人全都放到敌对立场上的道理。
退一万步讲，大金有数十年来一点点完善的中枢治理体系，就算其中有许多需要区别对待的人物，也没有必要一脚踢开。
值得庆幸的是，郭宁凶恶的作派之下，始终保持着冷静异常的态度。他很赞同移剌楚材的意见，并且愿意给移剌楚材以时间和权柄，去慢慢争取值得争取之人。
所以才有了郭宁对完颜承晖的厚待，有了都元帅府直接领兵而遥制政务，中都枢密院则大量引用朝廷官吏，与之更始的局面。
问题是，这种局面在蒙古人威胁近在咫尺的时候，或许可以长期维持。那时候移剌楚材也能看到暗流，不过也终究只是暗流，拿不上台面。一旦蒙古人的威胁稍稍退去，各种各样的跳梁小丑却全部冒了出来，便说群魔乱舞也不为过。
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做，移剌楚材起初觉得荒唐，但后来反复想想，也能明白他们所秉承的道理。
某种程度上，定海军和蒙古，都是建立在强大武威基础上的政权。
只不过蒙古是以其武威，实现掳掠和征服，并以掳掠和征服来的利益凝聚人心。一旦其武威受挫，成吉思汗承诺的、源源不断获得利益的前景就会出现问题，于是整个政权立即开始动摇，内部矛盾此起彼伏地爆发。
而定海军这边，是以自身的武力，保障疆域内的安全。无论地方百姓对军队的支持，还是此前朝廷对他们的容忍，都基于同样的前提，那就是定海军勇敢善战，能与蒙古军厮杀，缓急时可以救命。
甚至在定海军控制中都以后，不少方面持续隐忍，也是为此。局面明摆着，离开了定海军，谁都没有抵挡蒙古的胆量。任何势力在中都取得优势以后，都得对上蒙古军，而结果压根不用猜测。
但这个前提，在成吉思汗发起西征以后，就不存在了。
蒙古军在战略方向上的大调度，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改变的，如果蒙古人的矛头转向了西方，也不是一个大白高国能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于是这一场西征，怎么地也得耗费一年两载，甚至更长时间都有可能。
在这段时间里，各方各面不需要定海军的武力支撑，也能保证己方安全。也就是说，如果在时候攫取到一些什么，至少能舒坦一年两载；或者能赢得一年两载的时间去准备应对下一波侵袭。
这局面其实还是很让人绝望。可比起先前那种毫无机会的状况，总要好太多了。何况生在这种世道，就算什么也不做，最后也难免卷入血色浪潮，说不定做点什么，结果会好些？
抱着这种想法的人，数量很多。
前几天缙山那边报来，说有蒙古部落一听说成吉思汗发起西征，就试图劫持定海军使者，暴动逃归草原，抢占势力范围。
他们骨子里的凶横劲头已经被成吉思汗激发起来了，他们再怎么狼狈，再怎么低声下气，总会想着占据草原，纠合力量，然后做个四处抢劫的强盗。
这是蒙古人野性难驯，惯于烧杀掳掠的想法。
与此同时北京路方面报来，说因为蒙古的势力收缩，东北内地的女真人势力也在蠢蠢欲动。女真人的兵马从他们的可靠基地，也就是北疆界壕东端的东北路招讨司驻所泰州出发，居然能够做到西向长驱数百里，甚至不惜与定海军新收编的几路兵马对峙。
张阡对东北内地的情况毕竟不够了解，所以口口声声只道争夺草场。其实他在地图上划出的几处对峙地点，恰好就是当年大金国章宗朝所设讹里都、蒲鲜、蒲速斡三个群牧所的牧场旧地。
东北内地那伙儿女真人和胡里改人是有备而来的。
章宗时候的十二个群牧所，蕃息既久，其所辖畜群按朝廷的统计，马至四十七万，牛十三万，羊八十七万，驼四千。以讹里都、蒲鲜、蒲速斡三个群牧所的承载能力，十万匹马，两三万头牛，数十万的羊群毫无问题。
为了这么大的牧场，和定海军冒险翻个脸，也不是不能承受。
这是女真人酋长们尝到了通商贸易的甜头，于是意图把持上游货源，从贸易上头赚到更多的想法。
如今定海军的势力范围所及，在漠南山后要应付蒙古人，在东北内地要拉拢当地的女真人和胡里改人。而在中都路，局面又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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