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内部趋于平稳，但从整个大汉而言，却不能简单地用“天下无事”来形容，偌大的一个帝国，每月每日都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风云变化。
当然，最“热闹”的还得属大汉诸边，越是偏远边疆，就越多事。自西北到东北，皆是如此，榆林道那边，由于朝廷强硬的汉化政策，终于爆发了一场反噬，夏州党项部众数百人，在酋长的率领下作乱，反抗朝廷的吞并行为。
结果是没有任何意外的，为兖国公、夏州兵马都指挥使王侁率军扑灭，平乱的过程没什么值得描述的，简单快速，平淡如水，稍微血腥点的是，所有从乱的党项叛匪都被王侁杀了，并且株连了上千的党项部众。
这件事于大汉而言，只是微澜一起，但传到东京，却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准确地来说是刘皇帝的重视。
刘皇帝自然不会去反思朝廷的胡民政策如何导致党项人的反抗，他甚至有些愤怒，在他当政到如今威泽遍布天下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敢反叛。
这可与西南山沟沟里蛮民的叛乱不同，这可是在夏州，在大汉西北的核心统治区域，王化最深的几处边州之一，造乱的又是党项这个大汉国内比重比较大的少数部族。
更可恨的，还在于这是因为反抗汉化，对抗朝廷根本的胡民统治政策，这就触犯逆鳞了。为了推行彻底的汉化政策，打算胡民原有的生产、生活关系，朝廷经过了那么多的讨论与准备，又以极大的决心去推动，朝廷内部本就有些异声，这突然爆发的反叛，简直是打脸。
党项人可不是前两年新依附的漠北部族，从定难军归附开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其他地方没有大的变乱，偏偏是党项人，偏偏在夏州地这西北重镇。
这说明什么，朝廷对于党项人的归化是不到位的，很多人的都是面服心不服，仅靠迁走李氏家族，以及分拆转移几万党项人，是没法解决根本矛盾的，只是一种缓解折中的办法。
过去，没有发生大的变乱，只在于朝廷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尤其是部族首领、酋长们的核心统治权力。
而十多年后，新一批的党项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对朝廷的敬畏也在趋于淡化，汉胡之间的新旧矛盾也在长时间的酝酿下开始发酵，朝廷的汉化政策，只是一个引子，具体的表现就是夏州那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的叛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道理。但作为统治者，刘皇帝可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有什么不对，尤其是针对党项人，他的忧国忧民，也是有局限的，甚至认为，党项人之所以敢掀起动乱，恰恰证明朝廷的过去的治化政策不到位，正需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认为压迫得不够彻底，没有将其彻底驯化。
在国家大局面前，党项人，具体地来讲，党项首领们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敢反抗，那朝廷就敢杀，刘皇帝的态度是强硬的。
因此，对于王侁反应及时有效的平乱成绩，予以了肯定的评价，下诏褒奖，并说王朴生了个好儿子，不负兖公之爵，该当重用。而这一个评价，也基本能够宣告，下一任的榆林道都指挥使便是王侁了。
同时，刘皇帝敦促朝廷向北面诸边发布训令，要求各边地官府，在施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要严防部民反复，夏州事件，就是一个警示。
而根据此前的政策，夏州知州就倒了大霉，因为境内出现了成规模的叛乱，闹出的动静甚至上达天听。
小小的动乱虽然平息了，但事后的追责程序却也没有少，知州刘承锡直接被罢官夺职，贬为庶民，这可是宗室子弟，刘崇的儿子，刘皇帝的堂兄弟。当然，以刘皇帝对这些宗室严厉的态度，这样的处置也不足为奇。
不过，在夏州还流传着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说事发之前，王侁便已收到了消息，但刻意按捺，待乱众聚集，影响扩大之后，方才出兵平乱，赚了一个不大不小却足以支撑报捷的功绩。
当然，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也说不清楚，就算传到朝廷，引起重视，也很难调查出个具体的结果来，王侁要想辩解，也有的是话说，但平乱的事实却是确定的。
而事实上，发生在夏州的这场党项人叛乱，在当地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些长时间接受朝廷统治的党项人，忽然发现，似乎有了另外一个对抗朝廷、争取利益的办法，而伴随着朝廷不肯妥协变通的汉化政策，伴随着朝廷敦促下诸边道州官府的高压政策推动，矛盾也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积越深......
如果说发生在夏州的变乱只能用微澜来形容，那在漠北，就可谓风云激荡了。契丹主耶律贤的病逝，于漠北而言，是个巨大的变故。
通过几年的休养，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对塞北部族的统治，随着耶律贤的死再度动摇了。且不提汉军的铁骑吊唁，仅契丹内部就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而在金山以东的乃蛮人也趁机，再度向东扩张，侵袭契丹的漠西北地区，向着新草原霸主的远大理想目标前进。
当然，于契丹而言，乃蛮人的侵扰，也只是疥癣之疾，他们面临最关键的问题则是，谁来继承契丹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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