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原本诸胡自主性极强的羁縻统治便不再合用了，大唐只有更加系统、彻底的消化这些边地与人口，才能以此作为动力继续向前推动开拓的步伐。
宋璟所提出移风俗、同教化之类的措施，过去数年大唐也一直在执行。像河曲六州突厥降民的编户，收复青海后干脆在海东设立州县直接统治等等。
但类似的事项推进的却并不怎么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阻碍不断、见效颇微。
这当中自然有诸胡卑民不近中国人情、不通中国制度的缘故，但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宋璟所说诸胡酋首宗主等之类的存在。
诸胡虽然社会结构简单，并不像大唐这样拥有着完整的规章建制，但凡有聚合、则必有组织，那些胡酋宗主便是这些组织中的控制者与得益者。
人是一种高度依赖环境的社会动物，其习惯性虽然强烈，但适应变化的能力同样不差。随着生活环境发生改变，自然而然会做出生活方式的变化，毕竟不能顺势而变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大唐又不是要教化的这些胡人一个个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仅仅只是让他们明白律令禁止、恭顺生活，难度其实并不大。听不懂道理，总能认得清刀剑。
毕竟时下诸胡族裔虽然众多，但若说太强烈的民族情结、那是真的没有，宗教、文化上的隔阂也没有后世那样强大，更不存在人权之类的纠纷。一群亡国灭族之余种，还能保住一条小命，已经是莫大的恩惠。
如果说诸胡归化存在什么疑难困阻，那就是太把他们当个人了，认为他们能够接受恩义感召、有明确的利弊判断，所以往往在颁行各种归化政令时不得要领。
宋璟说那些胡酋宗主们圈民为畜，看起来虽然略显刻薄，但事实正是如此。
诸胡并无完善的典章法度，其统治是建立在绝对的人身控制这一基础上的，所以需要高度的聚集才能维持其统治。
河曲的突厥六降州在编户伊始，曾经有一个怪现象发生，朝廷派遣的官员在完成编户、划授耕牧区域之后不久，六州降户们却迟迟不肯散去。
他们并不是敢于抗命不遵，而是因为担心散开之后，或会被当作逃奴逮捕，彻底的沦为奴隶。部族中针对逃奴的处罚可是极为严重的，哪怕是在游徙过程中，只要胆敢越过警戒的防线，轻则割耳割鼻等肉刑，重则性命难保。
虽然大唐也有防备流民逃户的各种律令，但无论是防备的范围还是惩戒的力度都要比诸胡宽容得多。甚至在遇上一些人力难阻的天灾时，除了各种赈济的措施，还会主动开放州县关防，让民间能够觅食求活。
人身上高度的依附性也让这些胡民们习惯了对宗主酋长们的无私献给，之前顺州有盗卖库物案，有胡人州官将一整个官仓库物都入市贩卖。
结果最后一调查，这些库物本来应该是发放给那些已经完成编户的羌民生产安家，但那些羌人根本不去领取，便直接奉献给了原本的酋长。
如果说这些胡人主动的献给还可以归咎为积俗难改、让人怒其不争，那胡酋们阻截朝廷政令的推行、主动去荫庇胡部人口的行为就更加的数不胜数了。
人在乍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胆怯是必然，下意识会对熟悉的人事心生好感与依附。
那些胡酋们就是借助此类的心理，对大唐的政令进行妖魔化的解读，从而将其部族人口仍然把控在手中，进行各种鱼肉剥削，再转过头来，通过宣扬这些卑胡们的凄惨处境，恳请朝廷能够仁恩普施，给予这些卑胡一定的关照与庇护，然后再借此由中攫利。
但事实上，真正让那些入唐群胡生活悲惨、近乎朝不保夕的，恰恰正是这些胡酋贵族们。
大唐虽然不会过分的优待这些入唐群胡，但三亩薄田、岁有恒出，更有工商百业、行市互补。哪怕这些胡人本身不能融入大唐的生活中，但还有官府组织的各种工事劳役，也会获得一些脚力补贴。
最起码，在大唐国境中不会充斥着各种部族间的掠夺与仇杀。并不是说他们在大唐国内便绝对安全，但如果大唐真要大举残害他们，基本上在国门之外便已经杀干净了。
李潼从不标榜天下大同、华夷一体，但就连他在听到一些胡酋贵族们剥削凌辱各自族裔的事迹时，都不免生出大开眼界之感。
有关这一节，他突然又想到一桩轶事，望着宋璟微笑道：“听说昨日京东馆驿中有靺鞨人前往迎接？乞乞仲象之子祚荣早多日前便广邀靺鞨在京人物，号召人捐输集货，言要厚谢宋卿为其族支报仇之恩。”
宋璟听到这话后便正色道：“臣不知此员具事风格，但昨日浅作观望，自觉不可纯良至孝目之！靺鞨新经丧乱，数万族支不知何所归附。其人因情鹊起、善作矫饰，恐不免有接掌靺鞨族事之图，宜需防备，不可轻纵，以免复为营州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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