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吉本来对这种传的神乎其神的新式武器抱有兴致，可是在见证了它的威力和听闻了他的造价后，对他的性价比产生了质疑。
而秀吉对火炮失去兴致之后也就没有在石山逗留的必要，他向秀家交代尽快处理完领内的事物后就前往大坂居住之后就带着众人踏上了返程的道路。
而秀家在送走秀吉之后，立马招来了长船贞亲将昨日在城内与秀吉交代的关于伊予铸铜相关的事情和他交代了一下，并要求他派专人就此事联通大坂。
同时让他尽快确认铸造新币的形制和各种金属的含量，准备在伊予大开高炉铸币。
自古以来铸币都是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由于古代劳动生产力的不足，古人对金属的开采始终都是一个定额，因此金属就称为古代最主要的货币。
以日本为例，就有金判、金豆、银判、银饼、铜币等多种货币用于流通。
这些各种金融货币部分由古代幕府统一印制，但是又很大一部分都是由领内的实权大名自行铸造。
由于各家对于货币掺加不同金属的比例不同，这就造成他们这些货币在交流中会出现非常多的不便。
这就使得各地替钱所大行其道，这些有领主特许的座商开设的银钱交易中心，每次替换钱币都会抽取不菲的佣金。
这些“御用商人”利用各地货币的差异以及领主的特许，在日常交流的商贸中赚取大把的钱财，然后将其中相当一部分上交给领主换取保护。
在当时并没有金融学概念，领主又普遍不会经商，在他们看来这部分利润本就是自己领内应得产出的一部分，因此也对替钱的生意进行庇护。
可是她们殊不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她们日常向商人采购的商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本都是被各地的替钱屋收走了。
而在秀家看来，这些没有产出却攫取大量利润的替钱屋是真正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毒瘤。
其实即便在后世，外汇赚差生意依然在全球大行其道，最简单的例子就是21世纪出如果你能有出国的机会，你可以用在国内用人民币换取日元，再到新加坡换取美元，再到国内将美元换成人民币，一来一回之间就有20%以上的利息差，这是真正无本的买卖。
但是这样的生意在国与国之间尚且可以理解，毕竟是为了维护本国的金融体系稳定，但是你能理解一国之内存在多种纯度不一的货币，州郡之间的联系也要被抽走“内汇差”的吗？
社会上出现了这么明显的问题，当然不可能是秀家第一个发现的，只是过去出于军阀混战之中幕府没有能力将铸币权收回，即便收回了也会有大名家偷偷铸币，根本禁止不了。
而对于下面的大名来说，不管是曾经的近畿管领细川家，还是阴阳太守大内家，替钱收入本就是他们主要的货币收入来源，自然不可能自绝经脉的进行处置。
时间来到1569年，此时织田信长刚刚控制天皇和室町幕府，其就已经迫不及待的颁布了“撰钱令”。
其规定大额交易必须用金银（包括对外贸易，如对中国的贸易，从中国进口生丝及丝织品等），同时制定了金、银、铜钱之间的官方兑换比率，其中特别制定了优质铜钱与劣质铜钱在使用时的兑换比率。
当然优质铜钱依旧按照传统，1枚当1文钱使用。而一些私铸、磨损、破损的劣质铜钱，则将其法定价值打折使用，如以2枚/5枚/10枚当1文钱使用。
不过，织田信长颁布的“撰钱令”并未起到什么实际效果，因当时政局依旧处于分裂状态，即便是他的政令可以在自己控制范围之内实施，也管不到天下其他的大名。
而他与其他大名间政令的差异不仅没有消灭这种现象，反而让他领内的替钱所生意更加繁荣。
因为他所该规定的兑率是一个死数，而各国之间的替钱汇率是根据货币不同而浮动的，这其中就产生了利润差。
过去替钱屋只是将恶钱与永乐通宝之间进行兑换赚取利润，现在连恶钱之间都可以获利，一时之间竟在其领内掀起了收缴恶钱的浪潮。
当然在信长自己看来，他这么做也是有好处的，最起码就是让其控制下的各国恶钱的比例大幅降低，加强了他所铸造的天下布武通宝和永乐通宝之间的流通。
你以为这是好事吗？错了！
由于信长所筑的“天下布武”和其从对明贸易赚取来的永乐通宝含铜量高，得到了各国商人的追捧。
他们将从信长这边的转来的铜钱带到其他大名领内，和当地家名交换成本地所铸造的恶钱，再利用当地的汇率用恶钱兑换金银，再用金银回到信长领内进行贸易。
这样一来信长完全成了冤大头，开始不断被其他势力金融吸血。
而其中玩的最欢的就是堺町的商贩们，这种行为在信长包围网时达到高峰，直到信长破除包围网，彻底定鼎其近畿霸主的身份，以霸主之身巍临堺町，威胁要将堺铲平，此事才基本杜绝。
而到了丰臣秀吉掌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对货币领域的一些新措施。
总体来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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